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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version) The Story of the War and My Family -Atomic-bomb, Kamikaze Attack and War Crimes- 戰爭傳說記 -母親的原子彈,父親的敢死隊和我- by , available in its entirety at Smashwords




(課本上不記載的歷史:別冊)


戰爭傳說記

母親的原子彈,父親的敢死隊和我−



相葉 宏二

前言


筆者戰爭後出生。母親太平洋戰爭時,住在長崎,經歷了原子彈爆炸。父親參加了海軍特別攻擊隊,即用飛機進行敢死攻擊的隊伍。他們幸運生存,戰爭後筆者出生了。他小

時候(7歲到11歲)跟家人一起在新加坡生活,聽說了日本軍隊做的事情。通過這些經驗,他對世界的歷史很感興趣。他寫了一本關於他和他父母的經歷的書。雖然他感到有點不好意思,但覺得這本書可能會啟發很多人,所以他用真名發行了日語版。此書是他翻譯的中文繁體字版。

  關於東亞歷史的叢書,共有以下三冊,此書為《課本不記載的歷史叢書》的別冊。(這套叢書現在只有日語版。請去Amozon.com檢索Koji Aiba。)

  1. 通過第二大戰,美國錯改了歷史

  2. 中國有過非常悲慘的歷史,現在的目標是掌握世界霸權

  3. 日本幫助了朝鮮和台灣的近代化,即其後

關於東南亞歷史,另有一本

  歷史是社會的紀錄。這本短篇只是一家人的私人紀錄。很多事情以傳說和記憶為根據,所以不能保證真實性,可是對相葉家來說,是相葉家真正的歷史。



20188, © Koji Aiba

目錄


前言

  1. 有戰爭嗎

  2. 新加坡的經歷

  3. 父親的戰爭

  4. 母親的戰爭

  5. 原子彈的功罪

  6. 爸爸志願特別攻擊隊的事實真相

  7. 從特別攻擊隊回歸的事實真相

  8. 日軍在新加坡做什麼

  9. 日本的責任和日本人的責任

  10. 日本人的集體主義

  11. 回國後,有不相容的感覺

  12. 以後的我

  補記

  後記


  200X年,我參加了A公司的董事會,會議中話題突然變成了戰爭的事情。同齡的兩個社外董事,在太平洋戰爭結束時,他們小學五年級。他們的感想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他們說:「大人們所說的,戰爭前和戰爭後完全相反的,不能相信。」

  聽了這段話,我覺得:「我們都要告訴年輕人戰爭的事情,這很重要。」雖然我沒有戰爭的直接經歷,可是我的父母告訴過我很多關於戰爭的事情。這些話,我一定要告訴孩子們。於是我用兒時的記憶,寫了這本《戰爭傳說記》。


  1. 有戰爭嗎?

我幼稚園時,第一次聽到戰爭的事情,這是1959年左右。當時,日本還很貧窮,我們住在東京銀行的世田谷區赤堤職員宿舍。媽媽說太平洋戰爭是日本跟美國戰爭,日本輸了,我很吃驚。我完全相信美國是個正義的國家,如果日本跟正義的國家進行戰爭,難道日本是個不好的國家嗎?(也許戰爭後,美國給日本人洗腦了。這些內容在叢書第一冊。)


  電視裡的美國是個「很富裕,很正義的國家」。有一檔電視節目叫做《爸爸媽媽都知道》,我看美國的冰箱裡,有很大的牛奶和橙汁的瓶子,孩子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喝。房子前面的草坪很大,汽車也很大。還有一個電視節目叫做《名犬靈聽聽(Rin-tin-tin)》,正義的騎兵隊跟不好的美國原住民(美國印第安人)進行戰鬥。(兒時的我完全不知道美國原住民才是正義的一方,他們被白種人迫害,失去他們的土地。)

  因為我還小,媽媽的話我不能理解,可是我覺得這是對的,因為這是媽媽說的話。1960年,在日本有很多人批評政府跟美國締結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左派的人們覺得日本要成為中立國,不要成為美國的同盟國。遊行隊伍喊:「(我們)反對安保!反對安保!」東京銀行的院子裡,很多孩子們大聲叫:「我們反對安保(anpo)!我們贊成豆餡兒(anko)!」孩子們一邊模仿,一邊開玩笑。這些孩子們長大後,反對美國進行美越戰爭。我很小,還不理解這句話的意思。

(以下照片是來東京前的我們一家人。我們住在神戶,來到須摩海岸的時候,我睡着了。)






  1. 新加坡的經歷

第二次我思考戰爭的時候是小學二年級,爸爸先調到新加坡(1960年)半年後全家都來到新加坡(1961年)我聽說戰爭時日軍來新加坡做壞事。當時,新加坡的日本人只有300人,包括他們的家屬在內。現在新加坡有很多日本人,戰爭前新加坡也有很多日本人。日本戰敗後,他們都要回國。

  

當時,日本的產品質量還不好。高級的手錶是瑞士製造的;高級的照相機是德國製造的;很好的汽車是歐洲或者美國製造的。日本的出口商品是很便宜的家庭用品,或者晶體管收音機,日本的摩托車開始出現。

我很喜歡看日本的摩托車參加競賽。戰敗國日本的本田、山葉、鈴木的摩托車比戰勝國英國的大型摩托車快的多。新加坡的警察用英國的摩托車,所以新加坡和馬來的年輕人喜歡買日本的摩托車,因為警察追不上。

  

當時日本人要考慮自尊心。有時我家人跟一些日本人去掃日本人的墓。還不是軍人的墓,而是一般人的墓。這裡的墓雜草叢生,修整的不好。我覺得日本人社會的經濟力還不足,因為日本打敗仗了。

  在日本的時候,我家很貧窮。在新加坡時,我家房子很好,有一個中國人的阿媽住在我家。也可以開始僱傭印度人的園丁了。這是為了保持面子,不讓新加坡人小看日本人。

(我家有一個阿媽叫做阿Q,她是一個木匠的太太。我家有一台電視和一台空調,每個房間的天花板上都有電扇。但是我家沒有洗衣機,我自問阿Q的工資比洗衣機還便宜嗎?阿Q辭職後,新來的單身阿媽叫做阿Han。)

  

我發現歐美人很奢侈、浪費。比如孩子過生日時,美國的孩子用可口可樂的瓶子,他們打開瓶蓋後,用拇指按住瓶口,搖晃,然後鬆開,讓液體噴出。我覺得這個不好,浪費飲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現在我也不喜歡日本職業棒球的人贏得冠軍後,用啤酒做同樣的事情。

  我在日本幼稚園時,父母給我買了一本迪斯尼兒童書。唐老鴨站在摩托艇上,湖中有滿滿的橙汁,唐老鴨用很長的吸管和橙汁。我覺得不要做這麼浪費的事情,我父母親怎麼想呢?!我也不習慣美國式的用完就扔掉的文化。

  在新加坡很多日本人的孩子上美國的學校,所以日本人過生日時會有美國人來參加。我爸爸的方針就是讓孩子們上當地的學校。我上的是英華小學(Anglo Chinese Junior School),這所學校是用英語教學的男子小學。語言課有中文課和馬來課。我不理解聲調,所以我學習中文,遇到了很多挫折。當時,也有用中文講課的學校。

  我哥哥發表中文的作文的時候,因為他的發音沒有聲調,老師不讓他繼續發表。學校決定日本人不用學習中文,免去我們倆的中文課,於是我放心了。

  

新加坡的國父李光耀(Lee Kuan Yew)受的是英語教育,所以他不會說中文。他去英國留學,當律師。他認為用中文的學校的學生們跟用英語的學校的學生們不一樣,中文的學生們在集團活動中有很強的團結心。他成為政治家後,很努力學習福建語,然後學習普通話。1980年他讓新加坡國立大學併吞南洋大學,這之前南洋大學是中文教學,可是併吞後新加坡沒有用中文教學的大學了,所以用中文教學的初中高中就沒有人氣了。

新加坡的「官方語言」有四個,即英语、中文(普通話)、馬來語和但米爾語,可是實際上英語是新加坡國語,公文只用英語。中國發展起來後,中文日益變得重要了。

(以下照片是新加坡島嶼俱樂部(高爾夫球場)的游泳池。©Koji Aiba






不久後在新加坡產生了反日情緒。我父母親覺得讓孩子們去學校可能會有危險。(這是他們的想法,我沒有聽到小學生們的反日發言,或者見到反日行動。)

  

實際上,人們發現了埋在地下的很多白骨。報紙說,這是被日軍殺害的受害者,於是大家突然想起來戰爭時的殘酷事情。當時在新加坡有很多人的家人被日軍傷害、拷問或者殺掉。我不知道這些事情,可是不久我理解發生了什麼。

  以前我的同班同學邀請我去他家。我拜訪時,他媽媽問我:「你是日本人嗎?」我回答:「是。」她說:「今天可以,可是你以後不要再來了。」因為我不理解為什麼新加坡人這樣對我說,所以我問我媽媽他們這樣做的理由。媽媽說日軍在戰爭時做了壞事,所以他們很生氣。也許他們恨當時的日軍,所以他們現在也不喜歡日本人包括他們的孩子們。

(這些事情是太平洋戰爭時,日軍所做的戰爭犯罪的一部分。有些人被英軍逮捕,被宣判死刑或者終身監禁。關於日軍在中國所做的事情在叢書第二冊。)

  

在新加坡,不但很多華僑對日本人很憤怒,而且英國人對日本人的態度也很失禮。我們的鄰居是一家英國軍人,他們不隱藏蔑視的態度。現在我可以理解為什麼了。20年前他們被日軍徹底打敗後,被關進俘虜收容所。新加坡人很吃驚,因為他們的「主人」輸了,主人不能保護新加坡人,所以「白種人的優越」沒有了。

在高爾夫俱樂部的游泳池,洗淋浴的時候,英國的孩子們突然拉開淋浴窗戶,嘲笑日本孩子們,我們開始穿游泳衣洗淋浴。我理解他們蔑視有色人種,我覺得他們沒有文明,不懂禮貌。我想:「無論是戰敗國民還是戰勝國民,我都要保持日本人的自尊心。」

  

當時新加坡有自治政府,但是沒有外交權。新加坡是個英聯邦內的殖民地,還沒有獨立過。在新加坡的日本人的處境很弱。日本沒有外幣,所以即使是在日本的親戚去世的時候,我們也不能回國。遠離五千公里之外的日本,我們一家四口人的關係非常親密。晚上我們四口人,躺在草坪上的塑膠折椅上,看南十字星,聊著聊著,父母告訴了我們很多事情。

當時我們螺旋槳式飛機從羽田機場起飛,送行的人覺得可能會是最後的見面,所以大家喊著:「萬歲!」送我們。在我的記憶中馬來的森林的深綠色很漂亮,因為飛機開的不高。(以下照片是在新加坡武吉知馬路[Bukit Timah road]附近的路易斯路[Lewis Road]上照的全家合影。第二張照片是爺爺住的地方,宮崎縣都城市的稻田。)

  









  1. 父親的戰爭

  他是這樣說的:「我1923年在滿州出生。(日本人把中國東北叫做滿洲,因為這是滿族住的地方。)你爺爺出生在宮崎縣都城市,他家以前是個『鄉士』。(鄉士是武士和農民的中間地位,要做農活還要參加戰爭,可是江戶時代沒有戰爭。江戶時代的身份是:一、武士;二、農民、三、工人;四、商人。)但是爺爺的爸爸去世很早,爺爺是排行第三的男孩子,聽說他受了很多的苦。」

  我家有一個未經核實的傳說。一個祖先侍候「都城」城主,擔任城主的馬夫。他要照顧馬,有時城主讓他把馬帶回城,他本應該拉著馬嚼子把馬牽回去,但是他竟然騎馬回去,他在想什麼?這是很大的失誤。在他被處刑前,一個地位很高的親戚說和大家,於是我的祖先被釋放了。

(以下照片是爺爺搗年糕。)





  爸爸說:「你爺爺只有小學畢業,後來他為了追求夢想前往滿洲,他開始在滿州鐵道公司工作。剛開始的時候他的任務是把火車上的煤炭投入鍋爐內,後來的任務是檢查火車的車輪。爺爺沒有學問,所以他覺得他二兒子不需要學問。一個親戚勸誡他:這時代,學問很重要。」

幸虧聽了這位親戚的話,爺爺讓我爸爸上新京商業學校和大連高等學校。

(這些學校有中文課,老師是從北京來的,所以我爸爸會說中文,但是他的英語不太好。在新加坡時他用北京話給新加坡人貸款,當時很多新加坡的華僑不會說英語,大多的華僑都是福建人。)

  

因為太平洋戰爭要求日本年輕人參加戰爭,高等學校把畢業年限縮短了。我爸爸早一年於1942年畢業,開始在橫濱正金銀行工作。不久他要在山東省青島參加日本海軍,他參加第13梯次海軍飛行預備學生隊。他們快要坐飛機參加戰爭了,所以要加速培育這個軍隊。(這一年入隊人數為5,199人,戰死人數1,616人,特別攻擊戰死人數為118人。)這之前,每年入隊人數僅為幾十人到一百人左右,這一年入隊人數突然增加了很多。

爸爸說:「陸軍有很暴力行為,他們相信暴力能夠養成精神力,兵只要有精神力,軍隊就可以了。海軍比較合理,因為海軍用軍艦等機器進行戰爭,不合理的海軍絕對不能贏。」爸爸還說:「陸軍真傻,他們上飛機也帶日本刀,因為日本的武士覺得日本刀就是他們的『魂』,可是日本刀有磁力,會讓方位磁針不準。」


他說:「因為我游泳游得不好,如果軍艦沈沒了,我就不會有存活的機會,可是沒有辦法,我甘心忍受。」他學生時的運動能力很好,夏天打網球,冬天打冰球。海軍選擇讓他坐飛機,經歷了嚴格的訓練。他坐的飛機叫做彗星。

以下照片是彗星。

Wikipedia http://www.ijnafpics.com/jbwd4y1.htm, Japanese Navy’s carrier-based Bomber in World War II




  爸爸說他是個「偵查兵」。我以為他坐偵查飛機,可是他說:「彗星是個轟炸機。他的任務是幫助飛機駕駛員,測量飛機在哪裡,計算飛機速度和風速,準確的向目標投下炸彈。」太平洋戰爭中,他在鳥取縣美保等基地,最後是在長崎縣大村基地。根據正式的紀錄,他屬於大分海軍航空隊(大分縣在九州),但他不在大分縣的理由是,因為美軍已經掌握了日本西部的制空權,為了避開攻擊,日軍分散飛機基地。大村基地隱藏著一些飛機,美軍為了破壞飛機跑道投下炸彈,但因為大村基地位於海岸,炸彈落下後將沈入鬆軟的沙地,所以大部分為啞彈。

大部分的戰友的飛機都被擊落,或者撞上山脈。爸爸組的飛機平安無事。軍隊裏的事很有意思,但是它有一些可惡的事情。爸爸說,在軍隊「欺負入伍第一年的士兵」是常見的事情,上級會不合理地對下級動武。我只覺得日本的組織太可怕了,以致於後來我害怕進入日本學校的體育部。

  爸爸認為:「不合理的組織不能獲得成果,只會讓成員非常不幸。」他志願特別攻擊隊,但是飛機數量不夠,在準備期間中,戰爭結束了。戰爭後,他開始做了幾個生意,可是他聽說能回到他以前工作過的銀行,橫濱正金銀行,戰爭結束後改名為“東京銀行”,於是他開始在長崎分行工作,這時認識了我媽媽。1949年他們結婚了。


  1. 媽媽的戰爭

媽媽說:「我爺爺是個比較富裕的商人,即S鐘錶店』的店主。我爸爸是他長子,我媽媽是從前的武士家嫁過來的。我爸爸工作在三菱重工長崎造船廠,很多軍艦都是在這裡製造的。我1926年在長崎市出生。」

媽媽1943年從長崎高等女學校(日語校名)畢業,還沒有工作。她同學大多上了專攻科,即家政系,或者縫紉系。老師問她:「妳沒有工作,妳想不想在陸軍司令部工作?」媽媽回家後告訴她爸爸,她爸爸很吃驚地說:「陸軍非常野蠻,我不能讓我女兒在那裡工作。」

(以下照片是在長崎的我外公家照的。外公、外婆、舅媽、表妹、哥哥和我。©Koji Aiba




  外公有很多同學,所以他問他的朋友們有沒有安全的工作?他以前的同學告訴他橫濱正金銀行正需要人,於是媽媽開始在橫濱正金銀行長崎分行工作了。

  戰爭結束前,她正在分行工作的時候,美軍投下了原子彈。銀行在長崎市中心,美軍想將原子彈投到這裡,可在偏離市中心3公里處落下了。媽媽的座位面對窗戶,偶然看到了閃光,便急忙躲到桌子下。坐在他前面的科長察覺得有點晚,他站起來的時候,窗戶的玻璃破裂,碎片飛了過來,他受傷了。暴風把外面的塵土從窗戶刮進來,昏暗的室內,紙幣飛舞,大家都目瞪口呆地站著。銀行建築很結實不會倒塌,所以沒有人身亡,媽媽也沒受傷。

日本人不知道這個強大的炸彈是什麼,於是他們把它叫做「新式炸彈」,或者「pikadong」。「pika」表示閃光,「dong」表示轟響聲。日語有很多這樣的擬態詞和擬聲詞。

她回家後,發現家人都很安全。房子後面有「諏訪神社」的丘陵,所以放射線和暴風沒能接近。媽媽的很多朋友們上專攻科,但都被排做勞動人員,因為原子彈他們都去世了。

如果她工作在陸軍司令部的話,也就是說在原子彈命中地點的附近,沒有生存的可能性。他看見很多沒死的受傷人員走下丘陵。

(以下是諏訪神社的照片。日語版Wikipedia 鎮西大社諏放神社 拜殿20081Bakkai攝影<潤色訖>)




人們從爆炸中心翻越丘陵來到了諏訪神社。熱到燒焦了,找飲用水。我家來了三個相識,即一位母親和兩個女兒。其中母親臉上的燒傷很厲害,立刻身亡了。16歲和14歲的女兒,背上的燒傷很厲害,皮膚沒有了。媽媽和一個人用短梯子把其中的一個女孩子抬到醫院,但醫院沒有藥品,不能治療。路過大街時,美軍的殲擊機飛過來用機關槍掃射,媽媽嚇得提心吊膽。兩個女孩子呻吟三天三夜後去世了,家人束手無策。按照統計,長崎原子彈的死亡人數(截止到1950年)是14萬人。在家中媽媽看到了幾個人死亡,可是女孩子們的年齡和媽媽相近,媽媽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廣島原子彈20萬人)

  長崎原子彈地獄般的圖片上有很多紀錄。我看了很多書,參觀過原子彈紀念館,即使是真的,但由於資料過於殘酷也不能展出,所以紀念館的展示沒有書中的圖片殘酷。隨著時間的流逝,殘酷度減少了。

小時候,在紀念館我看到了很多畸形草木和動物的標本。新的紀念館沒有這樣的展品了。以前有一個展示記載:美軍即使知道核能在五十年間或者八十年間會造成植物難以生長,但是他們依然敢投下原子彈,我記得當時我很吃驚,可是這個展示現在沒有了。

更可怕的事情是,原子彈爆炸後,即使看上去沒受傷的人們如果留在長崎,也會被核能照射。很多人在城市內四方奔走尋找家人,他們被殘留的核能照射,像黑灰和黑雨等都很危險。

(以下照片是長崎市,和平於原子彈的紀錄《黑灰、黑雨》中的黑灰。)




  外婆之後雖然壽命很長,可是她在原子彈醫院住院的時間也很長。我媽媽到了80多歲也沒患重病,她有《原子彈照射手冊》,所以她不用付醫療費,很放心。我小時候媽媽說:「你們兄弟要隱藏你們母親經歷了原子彈,因為將來的結婚對象可能會忌諱。」但是隨著時光流逝,大家忘記了原子彈的事情。但是有一次哥哥和我偶然發現了我們倆的白細胞數值都在正常範圍內的最低數值處時,我們覺得不可思議。

  

  1. 原子彈的功罪

很多人說:「原子彈殺了很多人,它肯定是個罪孽深重的武器。但是它的功能是加速日本投降,這個『必要的邪惡』使很多人不用死亡。」我也覺得我有一個矛盾的想法,因為原爆,雖然我媽媽經歷了很大的痛苦,但是我爸爸不用參加敢死攻擊了。如果爸爸死了,我就不能出生了。我感到自己很矛盾。(在叢書第一冊,我寫了戰爭結束時的事情。)

  我想批評美國投下這麼殘酷的炸彈,同時我也認為原子彈讓日本提前投降,救了我爸爸的命,我們兄弟才能出生。

  

我小學5年級時,媽媽、哥哥和我三人回日本,留爸爸一人在新加坡。我高中1年級時爸爸回來了,他笑著說:「通過9年的南洋勤務,我現在不了解日本的事情,這個叫做「南方懶散」。但是我覺得爸爸很有能力,他工作上發展的很好,他成為東京銀行神戶分行的副行長。日本和中國恢復邦交前,日本政府讓東京銀行跟中國交涉進行貿易的「元(人民幣)圓(日圓)結算」的條件時,我爸爸用他的中文,成為交涉團的一名團員及翻譯。

  交涉時,東京銀行裏非常了解中國的常務董事說:「跟中國人交涉時,最重要的是小心及避免被欺騙。」其他的團員們覺得不好,因為我們要跟中國恢復邦交,我們要建立信賴關係。

中國說:「日圓和人民幣直接結算怎麼樣?」對東京銀行來說,因為人民幣不是個硬貨幣(可交換貨幣),所以這是不值一談的話。中國不喜歡用美元結算,可是英鎊沒問題,因為英國和中國很早就有外交。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外匯的複雜用詞,所以我爸爸請一位神戶大學的教授幫助他準備新的中文外匯用語。中方的翻譯不太好,所以爸爸說他負責中日及日中的翻譯,交涉成功了。

(我在叢書第二冊寫了關於進行改革開放的中國人的事情。)

  

爸爸從新加坡回來時,他說當時敢死攻擊真的出發了,可是由於飛機故障,所以他們要被迫降落。如果這是真的,我覺得即使戰爭繼續,他們也未必會死。我最後認為原子彈沒有功績,它不是「必要的邪惡」而是完全的邪惡。內心的矛盾解開了,我很開心。叢書中我知道了美軍為了避免自己軍隊中出現更多的戰死者,他們投下原子彈。我會相信這樣的解釋。


之後我了解到之所以美軍不讓日軍投降,是因為他們想在日本進行原子彈實驗。原子彈的開發結束後,他們在廣島投下第一個技術的原子彈,即鈾彈。然後,又在長崎投下第二個技術的原子彈,即鈈彈。

這之前美軍很少轟炸廣島和長崎,因為他們想調查原子彈的威力,想讓全世界都知道美國有世界第一的軍事能力。日本投降後,美軍調查了原子彈的爆炸受害者。美軍只做調查,可是卻沒有對他們進行治療。美國沒想到其他國家有可能會開發原子彈,所以他們並沒開發治療方法。(這些內容在叢書第一冊中。)


  1. 爸爸志願特別攻擊隊的事實真相

這件事還有後續。我長大後,爸爸開始說真正的實話。他以前覺得孩子們不能理解複雜的話,所以他把經歷過的困境簡易化了。

  他說他不願意參加敢死隊。沒有受過教育的人覺得日本是個神國,所以願意敢死。小時候上軍校的人也願意敢死。可是受過高等教育、工作後的人會深思熟慮。愛國心不能沒有理智。敢死攻擊會讓飛行員身亡,海軍會失去飛機,如果攻擊不成功,日本的軍事力量會擁有劣勢。

原來日本開始敢死攻擊,是因為日本失去了很多有經驗的飛行員,沒有經驗的飛行員不能準確地投下炸彈,所以炸彈和飛機一起衝撞比較準確。但是美軍一看到敢死攻擊,就使用大量物資準備防御。之後,成功率銳減,敢死攻擊成為不合理的策略了。我爸爸覺得上級真傻。

海軍內有的人反對敢死攻擊,但不能制止,內心自責,戰爭結束後自殺了。不合理的策略,讓日本確實打了敗仗。對有將來的年輕人來說,這真苛刻。即使日本自稱神國,也不像元寇時,有颱風幫助日軍。

(叢書第三冊講述13世紀的“元寇”。朝鮮人和中國南部的人製造了五千多艘的蒙古軍艦,很多朝鮮人和中國人也參加了元寇。大部分的軍艦因為颱風沈沒了。)

大家都志願敢死隊,只有爸爸和他的飛行員好友兩個人不願意,上級每天痛打他們。他們覺得志願者中,惟獨士兵真的要出擊,上級軍官絕對不會出擊。有一些經驗的士兵很適合,而且他們死後可以再征集,只要一分五厘的郵票可以征集到很多士兵,所以新兵叫做「一分五厘」。

這個制度是「上級強制他們所指定的人出擊」的制度,不是自發行為。爸爸和他朋友每天被揍,終於他們理解這是無益的抵抗,死了心,決定志願了。

上級立即命令他們倆馬上出擊,可是飛機還沒準備好。這天晚上,他們倆把上級叫出來,毆打了他一頓。第二天上級沒說一句話,因為他知道他們倆必死無疑的命運。

  

微妙的事情發生了。飛機還沒到的時候,日本戰敗了。軍隊還沒解散,兩天後,上級命令他們出擊,叫做「最後的敢死攻擊」。我覺得軍隊保存一些飛機為了本土決戰,可是戰敗後不用了,所以這時候用。怎麼辦爸爸煩惱了。在軍隊,上級的命令是絕對不能違抗的,可是戰爭結束後可以繼續戰鬥嗎?敢死攻擊的話,沒有未來,不用在意吧?現代的戰爭不是江戶時代的戰爭,報復敵軍也有規定。戰爭後的戰鬥是違法的,國際法說這是乙級(B級)戰犯。美國覺得日本的珍珠港襲擊發生於日本的宣戰前,所以國際法上違法,戰爭結束後襲擊也違法的。

(叢書第一冊講述珍港襲擊。)


關於這個違法的戰爭結束後的出擊,有一本書很詳細地敘述到。這本書的作者松下龍一,《私人特別攻擊 宇垣纏長官和最後的隊員們》,新潮社,1985年。這本書出版時,為了幫助出版,爸爸以前的戰友讓他捐款,他答應了,可是他不太開心,因為這本書可能會美化日本海軍。(我看了這本書,我覺得作者很客觀地寫這本書。可是答應捐款時,他不能預想書的內容,也許當時他心裡很苦惱。)


  1. 從特別攻擊隊歸回的事實真相

爸爸從敢死攻擊隊平安的回來的理由是,因為戰爭已經結束,他不想服從違法命令。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好不容易下的決心。他從長崎縣出擊,但是沒去鹿兒島縣,他縱貫九州飛到宮崎縣都城市的老家。爺爺退休後覺得戰爭越來越激烈,賣了滿洲的家,回到都城市,他買了一些田地耕種,爸爸知道爺爺在這裡。

飛機絕對沒故障,爸爸找可以降落的地方,選擇比較平坦的田地,著陸了。人們聚集過來,包圍飛機,他們以為這飛機是大陸飛過來的,因為戰爭結束了,他們歡迎爸爸他們。我覺得爸爸不會駕駛飛機,應該是他好朋友駕駛的。他倆給人們降落傘的絲綢布,讓大家很開心,因為戰爭中絲綢很難買。然後他們燒毀了飛機。

他回家後,暫時悶悶地過日子。但是海軍說:「美軍來的時候,他們很恨航空隊。如果他們找到了飛機駕駛員,一定要處刑。」海軍解散後,讓駕駛員躲藏起來。戰爭結束後,社會秩序沒有了,陸軍把軍馬留在都城站前面,農民們隨便帶著回家。剛開始時爸爸覺得,農民們真自私自利,濫用戰後的混亂賺錢。但是立刻他發現了,是自己不對。農民們自己要保護自己是很自然地事情。我要放棄戰爭的想法,因為世界變了。


  1. 日軍在新加坡做什麼?

我認為日軍在新加坡做了壞事。這是戰爭開始後20年左右,很多人能作證,有很多骨灰等證據。

在新加坡的大規模處刑事件叫做「肅清」。戰爭後新加坡中華商工會說有四萬名受害者,但是這個人數可能包括戰爭時的爆炸和砲火的受害者。東京審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說人數是6,000人。在新加坡的軍事法庭說是幾千人(各地的人數加起來為1,9702,370人)。正確的人數另說,在新加坡的受害者很多,損失重大。(叢書第一冊講述東京審判。)


以下記述按照日本人渡邊望著述的《蔣介石的密使 辻正信》(辻為日本漢字,此外為姓)一書,祥傳社,2013年。肅清事件是辻正信一人主使。他擴大命令,逮捕並殺害了很多華僑。戰爭的結束前他覺得蔣介石很喜歡日本的戰爭罪犯,因為蔣介石為了能得到美國的援助,利用這些消息,批評日本。辻正信戰爭結束後為了避開英國的追蹤逃到重慶,成為蔣介石的間諜後,回到日本。英國不能逮捕他,因為庇護他的中華民國也是戰勝國。

蔣介石不但庇護戰犯的辻正信,他也庇護很多(不是戰犯的)日軍將校們。國共內戰結束後,國民黨逃到台灣。蔣介石覺得國民軍很弱,為了反攻大陸,他要強化國民軍成為日軍一樣的軍隊。所以他邀請八十多名日軍將校做國民軍的軍事顧問。1958年台灣海峽危機時,他們指揮國民軍。


辻正信離開新加坡後,在菲律賓還想做同樣的事。他捏造了東京大本營的命令,試著讓軍隊把俘虜都殺掉。這次被命令的士兵覺得這個命令不太可信,於是跟大本營聯繫,知道這個命令是捏造的。山下奉文率領日軍到新加坡,可是戰爭結束後他已被菲律賓的美軍處死。辻已經遁逃,所以新加坡的軍事法庭決定處刑服從命令的人們,兩個死刑,五個終身監禁。新加坡人覺得人數不夠,非常生氣。


受害者可能包括抗日游擊隊的人,或者抗日義勇軍等,可是日軍沒有通過法庭,沒有量刑,處死了大家,不可原諒。


日軍覺得新加坡的一般人,尤其是大多數的華僑,可能會做很多的利敵行為。中華民國(國民黨)已經展開了很周到的反日宣傳,他們說:「日軍很殘酷,在中國做了極其不人道的事情。」新加坡的華僑以為:「為了幫助中國的同胞,我們要援助他們很多錢。」李光耀(Lee Kuan Yew)是新加坡的創始人,看他的書我們能理解,他認為日本1937年在中國做了非常惡毒的事情。

日本的憲兵隊(軍事警察)為了取得利敵活動的情報,逮捕利敵的人們進行拷問。這個行動完全跟迫害很多人的「肅清」不一樣。日軍揭發反日活動的人們,為了利用他們的情報,還揭發他們的同伙。如果這個計畫成功,就能把利敵人們都順籐摸瓜地逮捕起來。我很親密的一個朋友告訴我這些事情,他父親告訴他日軍憲兵隊做了些什麼。


他的媽媽是個日本人,爸爸是在新加坡的華僑商人。他家在植物園後邊的「納西姆山(Nassim Hill)」,門口站著夾步槍的印度門衛。從門到家很遠,有很大的宅第,庭院的面積有兩萬平方米。我家人跟他家人比較親近,有時候他們邀請日本人來他家看電影。正月哥哥和我喜歡跟我們的朋友一起放爆竹,我們經常在庭院做篝火烤紅薯。他媽媽給我他穿小的衣服,富裕的他沒穿過哥哥的衣服,所以很吃驚地說:「這不是我的嗎?!」


他的爸爸戰爭時被日本的憲兵隊(軍事警察)逮捕,被拷問。我朋友說:「憲兵強迫我爸爸喝很多水,水就從耳朵和鼻子溢出,讓他差一點兒溺死。」聽了他說的話,我覺得他爸爸很可憐,憲兵隊真可怕。

但是之後我翻閱歷史,理解到了為什麼日軍想拷問我朋友的爸爸,他是對日軍很重要的人。她的伯父是在東南亞很有名的「陳嘉庚(Tan Kah Kee, 福建發音) 」,他經營橡膠事業,成為巨大的財主。戰爭開始前,他為了幫助國民軍,用緬甸路線搬送援蔣物資。(這在國際法上是違法的。)戰爭開始後,陳嘉庚通過中華總商會組成抗日義勇軍,幫助新加坡的英國總督,所以他成為了日本真正的敵人。日軍到新加坡前,他急忙地逃到印度尼西亞,直到真正結束後一直躲藏在東爪哇島。(19406月,日本向英國發出關閉滇緬公路的通牒,英國也認為使用滇緬公路是違法的,所以正式做出決定,關閉滇緬公路。不久美國讓英國再次使用滇緬公路。)


我長大後認識我朋友的爸爸叫做「陳共存(Tan Keong Choon福建發音,簡稱K. C. Tan)」,25歲時他被日軍逮捕的地方是越南,不是新加坡。他的嫌疑就是「他是個間諜,為了幫助抗日游擊隊去中國走私進口金塊。」像他伯父陳嘉庚那樣,他也想從新加坡逃跑。

陳共存的太太寫過一本書,說:「我先生做貿易時,認識了一些潮州人,日軍覺得這些潮州人都是間諜,所以他也被懷疑了。但幸運的是他避免了嚴厲的拷問,可是要入獄69日。」我覺得關於日軍的殘酷,的話說得模糊不清。(她原來是個日本人,她的書也是在日本出版的日語的書。)他從新加坡逃到中國時,路過越南。這時候法領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寮國)已經被日軍占領,日軍是為了使國際法上違法的越南路線的援蔣(援助蔣介石)物資停止運送。日軍肯定想知道他伯父在哪裡。

陳共存跟日本的女人Mrs. Tan結婚,我很吃驚,因為他曾受過日本人殘酷的拷問,所以有很多理由恨日本人。Mrs. Tan對我哥哥和我很熱情,我媽媽也向她請教日式插花。她寫的書是關於她的一生,《大家叫我Mrs. Tan-從日本人變成華僑》(文藝春秋,1995年)。戰爭結束後日本人都被放棄,5年後,1950年,她是來新加坡的第一個日本人。如果馬上住進新加坡,要是別人發現她是日本人大家會指責陳家,所以她先生首先讓她去台灣,讓她從日本國籍改為中華民國國籍,並把名字由「上田勢子」改為「田儀文」。然後她來新加坡時,陳家向別人解釋:「新娘是在日華僑,可是在日本用日語生活,所以她的漢語不好。」

1952年東京銀行為了在新加坡開設分行,派一名日本職員來到新加坡。Mrs. Tan很開心,因為她終於可以說日語了。3年間政府不讓東京銀行開設分行,終於在1955年分行正式開業。5年後我爸爸來新加坡工作。1952年日本在新加坡開設領事館時,報紙上的標題是「日本鬼又歸來了!」領事館旁邊的飯店的牆上寫的也是「日本鬼又歸來了!」(新加坡人把日本人叫做日本鬼,中國大陸叫做日本鬼子,我覺得這句話應該是用繁體字寫的。新加坡1969年開始使用簡化的漢字,1976年開始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體字,這句話中只有“歸”与“归”,“來”与“来”兩字的差別。)


按照一些書的記載,陳嘉庚(Tan Kah Kee)為了幫助國民黨捐獻巨資,追溯以前辛亥革命時,他支援福建的革命勢力,其後支援國民黨的北伐戰爭。1940年他回到故鄉福建,發現了新加坡人的募捐金都被福建縣長「陳儀」侵吞了,他不勝驚愕,暴跳如雷。(陳儀的登場在這套叢書第三冊。)

陳嘉庚深深地理解他們的募捐無益,開始激烈批評國民黨。他說:「國民黨要追究腐敗,民主化和改革是緊要的。」但是這個結果有些不幸。其他的新加坡人不想牽連到複雜的國際政治,所以他在新加坡的華僑社會中被孤立疏遠了。由於氣憤,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時,他決定移住到福建,1961年逝世。


我朋友的爸爸陳共存K. C. Tan覺得,英國不喜歡共產主義,所以警戒了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係的陳嘉庚,他自己也成為英國的調查對象。他暫時躲藏在印度尼西亞,斷絕跟家人的聯繫,讓Mrs. Tan非常擔心。這是我去新加坡以前的事情,我很驚訝在我身邊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歷史上的事情。


2011年我在新加坡時,我的英語家庭老師的兒子告訴我,他的媽媽,我的英語家庭老師,即Mrs. Tang也是陳嘉庚的孫女。我最近看她兒子寫的《唐家百年回顧》,理解其中的詳細的內容。Mrs. Tang的先生叫唐仲孺(Mr. Tang Chung Zu, 福建發音),所以用英語時他叫Mrs. C. Z. Tang,可是她真正的名字是林美美(Lim Betty)。他媽媽是陳嘉庚的二女兒陳來好(Tan Lay Ho, 福建發音),他爸爸是陳嘉庚的同行,另一個橡膠財主林義順(Lim Nee Soon, 福建發音)的兒子林忠國(Lim Chong Kuo, 福建發音)。

Mrs. Tang的先生唐仲孺的家鄉在江蘇省蘇州市平王,他是富農家(大地主)的第十五代後裔。在上海的親戚邀請他加入親戚的事業,所以他成為在昆明的分公司的董事長。他的任務是從「臘戎(緬甸中部撣邦首府)」運送援蔣物資。法領印度支那被日本占領後,美國和英國想用緬甸路線,在「仰光」港卸貨後,用鐵路運到「戎」,然後用卡車越過山嶺,經由「昆明」到達「重慶」。

19421月,日軍為了斷絕援蔣路線侵入英領緬甸,日本主張這是解放英國殖民地的行為。唐仲孺險些喪命盡可能地把東西裝在所有的卡車上逃到中國。當時陳嘉庚的兒女和孫子26人從新加坡逃難來到英領緬甸,這26人中,年輕時的Mrs. Tang也在。之後另有7人加入,從26人增加到33人。國民軍的空軍將校認為他們很重要,讓他們坐飛機去昆明,在這裡他們等待日軍轟炸重慶後,1942年秋天,他們才坐卡車出發去貴陽,之後終於抵達重慶。在重慶是她遇見唐仲孺,他們戀愛了,不久便結婚了。戰爭結束後,他們暫且住在上海,國共戰爭激烈後1947年搬到新加坡。

我沒想到我的英語家庭教師Mrs. Tang來自很有名的門第,因為她先生是個南洋商報的記者,她是個學校老師。差不多50年我的想法都是錯的。(最近我閱讀《唐家百年回顧》後才理解了發生的一切。《唐家百年回顧》用中文寫的,很長,A4紙兩百頁以上。)


Mrs. Tang的兒子叫做「唐星海(Tang Sing Hai)」,「星」和「海」表示「星加坡」和「上海」,因為「新加坡」以前叫做「星加坡」。他是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物理教授,現在退休了。他比我大十歲左右,我去新加坡時經常跟他見面。2011年他帶我和太太參觀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The Chinese High School),他得意的告訴我們陳嘉庚(Tan Kah Kee)是Mrs. Tang的外公,這所學校1913年由陳嘉庚創建的。陳嘉庚在廈門出生,他對廈門大學和很多教育機關有著很巨大的貢獻。新加坡獨立前,新加坡人不是「華人」而是「華僑」,他們的大家族分散去很多地方,並且跟籍貫的親戚和各地的親戚保持緊密的聯繫。現在這種傾向還殘留一部分。

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有「華裔館」(英語的名字是「中華文化遺產中心」),它展示同鄉關係和血緣關係的重要性。我在這所大學任教過幾年,每年都在此逗留兩個星期,那時參觀了。


  1. 日本的責任和日本人的責任

話歸正題。我告訴我朋友,即Mr. K. C. Tan的二兒子,日本軍隊的樣子,他也告訴我他父親的事情。兩件事的共同之處都是日軍很殘酷。按照書的記載,日軍覺得馬來人是「大東亞共榮圈」的朋友,因為馬來人希望從英國獨立,我不知道馬來人想不想跟日本人交朋友。華僑害怕日軍打自己的耳光,華僑的態度跟印度尼西亞人絕對不一樣。華僑厭惡日軍,相反印度尼西亞人戰爭結束後喜歡日本人幫助他們對荷蘭進行獨立戰爭。新加坡的華僑是從中國來的人們,會做生意就可以了,對獨立沒有任何關心。(戰爭結束後不一樣了。)

李光耀(Lee Kuan Yew)是新加坡的國父,他看到不但日軍戰士打新加坡人的耳光,而且日軍軍官也打日軍戰士的耳光,覺得粗暴性就是日軍軍隊的制度,這些制度讓戰士們無意識地服從命令。聯合軍投降後兩三天,市内有很多壞蛋行搶物資,日軍槍殺他們,切斷脖子,在主要的十字路口和橋上梟首示眾,於是壞蛋就沒有了。

(新加坡的情況跟其他殖民地完全不一樣。英國人來新加坡時,新加坡人口極少。其他殖民地有很多人通過戰爭被征服,成為殖民地,不喜歡被他人剝削。新加坡人覺得日軍是很粗暴的新統治者,害怕日軍。)

看到日軍的行為,李光耀的想法有所改變,他覺得嚴厲懲罰很有效,可是英國式的穩妥的統治不採用嚴厲懲罰。戰爭後他開始採用鞭笞,但是醫生們監視這種刑罰,歐美國家都批評殘酷的鞭笞,可是李光耀不聽,現在新加坡人還有鞭笞。此外不管任何原因只要走私毒品絕對被處以死刑。


日軍做的事一目瞭然,沒有任何疑問,博物館有紀錄電影和照片等。比如Old Ford Factory”(以前的福特汽車的工廠)現在是個博物館,這裡是英軍代表來日軍陣地投降的地方。還有很多書,比如“Lee Geok Boi”寫的The Syonan Years-Singapore Under Japanese Rule”《昭南島時代-日軍占領時的新加坡》等。如果那樣,日軍中有戰犯(命令的人,執行的人等)是很明瞭的事。可是戰爭後的日本國有新憲法,它有什麼責任嗎?而戰爭後出生的日本人有什麼責任嗎?


現在我理解新國家(日本國)也要肩負舊國家(大日本帝國)的責任。日本要解決賠償問題,締結和平條約。美國想讓日本獨立,主導了舊金山和會(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所以共產主義國家以外,大部分的國家都參加。賠償問題大部分都被解決,可是還要跟一些共產主義國家締約。

(關於新加坡和馬來,英國放棄了賠償金,所以英國的殖民地也沒有要求賠償的權利。但是新加坡獨立後,1967年日新兩個國家締約《血債協定》,日本付29億日圓,馬來也同額。國際法上這個錢不是賠償,而是協助金。我在新加坡時,這個協定還沒有。)


但是什麼是「日本人的責任?」即使是一個日本人,沒有關係的人為什麼也要被指責??在新加坡反日活動激烈時,我要用小孩子的腦子認真考慮戰爭後出生的人是不是無辜。父母親覺得讓孩子去學校可能會很危險,所以我休了三個月學。(這是他們的想法,但是我的同學們沒有什麼敵意。)我問父母親:「日軍為什麼要做壞事?」他們說:「戰爭前日本錯了,可是現在日本是個民主主義國家,不做壞事了。」這個我會相信的。可是對於戰爭時的行為我不喜歡很多人指責我,我覺得對於我沒做過的事情我沒有任何責任。孩子的頭腦裡有了一個想法,這就是我的結論:

「戰爭前的日本是集體主義國家,讓人參加敢死隊。但是現在的日本有民主主義和個人主義,日本和歐美的社會一樣了。法律上的責任屬於每個人,所以我沒有戰爭時的責任。」當時新加坡像最近的中國,反日情緒很激烈,日本的足球隊來新加坡時,新加坡人向日本的球隊大聲地喊Bakayaro!”(日語漢字寫為馬鹿野郎),意思是「笨蛋」。戰爭時日軍的戰士們經常喊Bakayaro!”,所以新加坡人都還記得。日本的足球隊踢得很差,很容易輸,看著他們我很傷心。


我覺得即使日本現在是這樣,我父母親和我也要堅持愛國心。父母告訴我:「日本的經濟不好,可是我們要幫助重建戰敗國的經濟,我們要犧牲自己,在國外生活。」當時獲得外匯是日本的第一重大課題,所以「三菱商事」、「三井物產」等商社,和在日本唯一的外匯銀行即「東京銀行」要進入國外。這種責任是為了發展日本,所以我要跟父母來到新加坡,被欺負也要堅持自尊心。

幾十年後在考慮時,我覺得小時候的我沒有分清「國家的責任」和「個人的責任」的區別,也沒有分清「法律上的責任」和「道義上的責任」的區別。小時候我害怕被很多新加坡人指責,很難忍受這種困境。長大後也一樣,如果向指責我的人謝罪,他們如果沒有寬恕的意圖繼續永遠指責時,謝罪是沒用的,我不能忍受這樣的立場。「道義責任」要發自內心,不能勉強謝罪。


  1. 日本人的集體主義

我很喜歡看東野圭吾(日本著名小說家)的書,可是有一本書我覺得不好,書名是《手紙》(日語的「手紙」的意思是「書信」)。一個搶劫殺人犯的家人被世間蔑視迫害,家人不能忍受。這本書說:「家人也有責任,因為他們連帶有犯罪的責任。」

看了這本書,我想起了小時候我已經解決的問題。我覺得這本書的想法完全錯誤,因為一個人的「家人」、「同鄉人」或者「同國人」所做的事情,這個人沒有共同責任,個人只要對自己做的事負責就可以了。但是日本人可能會期待一家人共同負責家人所做的事情,因為封建時代的想法還殘存,所以這本書還受到很多人的歡迎。這不是近代化(民主主義、個人主義、法治主義)後的想法。

  日本人不相信個人主義,日本的文化尊重集體主義,我不喜歡,這可能是因為跟我小學5年級回日本時所產生的不好的感受是一樣的。我所相信的「個人主義」在日本是行不通的,這在我小時候已知道,但是由於長年收藏在心中,這也許就是會忘記的理由。


  1. 回國時,我有不相容的感覺

我小學5年級的時候,媽媽、哥哥和我,我們三個人回日本。爸爸之後還要留在新加坡5年。爸爸和媽媽五年間只能見兩次面,因為當時日本外匯短缺,機票很貴。當時我們也不能用國際電話,因為通話費非常貴。我們每個月通過寫信聯繫。當時公定外匯牌價是:一美元為三百六十日圓,可是在新加坡的黑市交易匯率為一美元為七百日圓。


我們要回日本來,因為我哥哥已過了上初中一年級的年齡,新加坡沒有日本人學校,

如果繼續留在新加坡的話,上日本的大學很難。當時日本的文部省派一位男老師來新加坡,他星期六下午來教小學生,可是他只有兩節課,一節為低年級(從小學一年級到三年級)的課,另一節為高年級(從小學四年級到六年級)的課。我們覺得這個補課聊勝於無,但是完全不夠。

回國前,銀行的人事部對我們說:「在關東地區(包括東京都、神奈川縣、埼玉縣、千葉縣)銀行的職工宿舍不夠,關西地區(包括大阪府、京都府、兵庫縣等)和宮城縣有宿舍,那裡怎麼樣?」我家人以前住在神戶市,所以選擇兵庫縣。但是之後我也不會說這個地方的方言,因為我覺得住在兵庫縣只是一時的借住,沒有必要學。


我父母親覺得哥哥和我要受日本式的教育,所以他來新加坡時,用船郵寄去滿滿一書架的日語書。他們教我和哥哥漢字等,爸爸擔任算數和一些理科,媽媽擔任日語和一些社會科。我覺得學習漢字很難,因為在日本時我還很小,學習一些經常看不到的語言很難。我會看很多用日語寫的書,可是我不會自己寫漢字。當時很多在國外的日本人的孩子們日語寫得都不好,回國後不能上日本的學校。大家覺得這種人的日語有點兒奇怪,他們不知道日本人所知道的事情,他們就是「奇怪的日本人」。日本社會對人們的多樣性沒有寬容的態度。

我在新加坡時,問我媽媽:「寒冷的冬天是幾月?」媽媽很生氣地說:「你瞎說些什麼呢。」我告訴她我已經想不起來在日本時的很多事情了,因為我當時很小,而新加坡是個常夏之島,沒有四季。媽媽理解我的情況後,告訴我:「正月很寒冷,你出生的二月更加寒冷,冬天是十二月到二月。」我哥哥比我大兩歲,已經知道日本的很多事情,所以他是比我正常的日本人。

回國時我期待日本人會歡迎我,即使他們不知道我在新加坡有多麼辛苦。我在日本的學校只上過一年學,所以關於日本的學校我什麼都不知道,我的服飾、行動、發言等都和在新加坡時一樣。暑假結束後的第一天,媽媽帶我去小學,向一個人(也許是校長?)表示敬意後,我一個人就跟著老師去教室了。(在日本學校四月開學。)

看到了我的髮型,我的同學們都捧腹大笑。我的髮型跟爸爸一樣的三七分,用髮蠟梳攏(爸爸給我「丹頂TIQUE」,即當時很有名的日本牌子)。他們覺得我的書包也很奇怪。我很吃驚,感到害羞,因為在新加坡時是很好的事情,而在日本卻不行。我的書包是新加坡的一般書包,即公文包型的皮包,包上用金字寫著“KOJI AIBA”。我不理解為什麼不行,可是我知道我要用日式的雙背帶書包,或者日式的學校手提包。

其後,我理解了在日本大家要一樣。回家時我差點兒哭,對媽媽說:「我要去理個髮,我想用哥哥的日式雙背帶書包。」第二天我的頭髮跟同學們一樣,我用雙背帶書包。我喬裝得像日本的小學生,但是心裡我覺得我不是日本人,好像外星人喬裝成為地球人。

我在新加坡時,感到很意外,為什麼華僑、印度人、馬來人、以及其他人,他們的語言都不一樣,宗教也不一樣,文化也不一樣,但是他們能一起平靜地生活(偶爾有對立,可是很少)。他們覺得即使不一樣也要友好地交流,對人們的多樣性有著寬容的態度。我不理解為什麼在日本大家都要成為一樣的。

(以下第一張照片是日式髮型,背雙背帶書包的我,這是去新加坡前照的。我是二兒子,所以父母不給我買貴的雙背帶書包,我用布制手提包去世田谷區立赤堤小學校。拍照時他們讓我背哥哥的書包,我沒想到5年後繼續使用了哥哥的舊書包。第二張照片是在新加坡時照的全家福,我們完全跟當地的華僑一樣。©Koji Aiba








之後我了解了日本的學校,可是辛苦的是,在日本「現在要做什麼,不要做什麼」,大家不用說一句話也完全能理解,一起行動。比如在教室裡不要隨便向老師問問題,即使你不理解也要協助老師講課。如果一個人做跟大家不一樣的事,大家都會不喜歡他的。

我問自己:「我熱愛的日本真的是這樣的嗎?」我非常失望,因為我覺得,包括老師們,日本人都不知道外面世界的事情。我勸我自己:「住在日本的時候,我要隱藏我知道的各種事情,我不能說我自己的意見。」之後我又問自己:「為了能說出自己真正的想法,我要提高我的成績嗎?上大學後,我就能夠說出我的意見了嗎?」等。無論我試了多少次,每次我都覺得別人都不理解我的話,也不想聽我說的話。


我覺得這個跟日本人的集體主義有關係。日本人沒有察覺到集體中有規定,可是他們理解這些規定,大家要按照這些規定來發言行動。比如「不要讓家人犯罪!」(大道理=發言的規定),相反「你要隱藏家中的犯人,要庇護!。」(真心的規定)

我不太理解這種雙重標準,可是我覺得我要經常看其他人做什麼,說什麼,然後我要做一樣的事情。這是為了喬裝成日本人所必要的事。大學時我看了很多關於日本人本質的書,比如山本七平(日本的著名作者)的書等,可是對這個問題還是很難理解。我只理解日本人的集體有「空氣」(通過這個「空氣」,集體內的人都會感覺到其他人的想法)。


  長大後我看了一本書(日本的經營者和小說作者,安土敏,《開給日本的工薪人員的藥方》,實業出版社,1992年),我很理解這本書所寫的內容,說得很對,書上記載:「日本的經營管理缺乏用正確的發言。如果你不能說出真心話,你用間接的表現,繞遠地讓對方理解你的真心。如果你用直接正確的表現,你偏離了大道理,大家雖然聽得懂你說的,卻覺得這樣不太合適。」

日本是個「高境界社會(人們共有很多信息的社會)」,所以人們理解間接繞道的表現,即使不說出真心但其他人也能理解你的真心。人們共有很多信息的時候,尋求溝通很容易,這個社會叫做高境界社會,大家互相間配合得天衣無縫的社會。黑社會老大「抬一下下巴」就是「殺他」的意思。相反在低境界社會共有的信息極少,所以尋求溝通都要用語言正確的傳達。

  日本公司經常缺乏徹底的討論,因為「空氣」傳達了人們的立場和意圖。「空氣」就是「無言的常識」或者「集體的壓力」。後來我會感覺「空氣」了,但是真正的我是有異議的,為什麼要服從空氣?



  1. 以後的我

  我小學5年級的時候回到日本,當時我的成績是班中倒數第二。入學的第一天我用拉丁字母做筆記,因為不習慣用漢字和平假名寫,我成績不好也沒有疑問。我上了公立的初中高中後,我的成績逐漸提高,我能去東京的學校上大學了。

找工作時我應聘銀行的工作,可是很多銀行都回絕了我。也許是面試時我說了不對的話吧?或者他們看透了我跟其他日本人有點不一樣吧?

當時在日本最大的銀行問我:「你覺得我們銀行有沒有什麼問題?」,我回答道:「貴行規模很大,可是最重要的是提高利潤,現在的利潤還不夠。」結果我沒有合格。規模第二大的銀行問我:「你覺得我們銀行可能會成為最大的銀行嗎?」我回答說:「我覺得如果不跟其他銀行合併,成為最大銀行的可能性很小。但是這並不重要,在銀行界,現在貴行的盈利是最多的,利益無疑比規模更重要。」他們不喜歡我的回答。當時我不理解他們期待什麼樣的回答。

終於我被一家銀行錄用了,我開始理解了當時的銀行文化。沒有人想聽真正的事情,他們只想聽好聽的話。這家銀行問我:「為什麼其他『大銀行』不錄用我?」我避開直率的回答,說:「您可以想像,有很多理由。」他們理解我不想說大銀行的要求比他家銀行高,讓他們失去面子,於是他們改變了話題,我幸運地被錄用了。這一年由於石油衝擊,大多數企業的錄用人數減少到前年的一半。說起銀行界,聽說財閥系的A銀行錄用的人都有親屬關係,當時A銀行的人事部的人問我:「你父親在東京銀行工作,為什麼不去東京銀行呢?」我回答東京銀行不讓員工的孩子進入自己的銀行。」他們無言以對。

工作幾年後,銀行決定派我去美國的商學院學習。我不知道美國式的商學院是怎麼樣的學校,我不知道在這裡我能期待到什麼。結果,簡而言之,我再度發現了「很大很多樣的世界」,這是我小時候看到的五彩繽紛的大世界。


在美國學習後,我認為,即使我不能好好適應日本的社會,如果我再次堅信以前的個人主義,我就能找到我可以適應,可以取得成果的地方。從前的我不是真實的,今後我能說我的真心話,我要堅持我的想法,以後我選擇我真正希望的人生,從美國歸國後,我要向銀行報恩,我要傳達美國金融自由化產生了什麼樣的事情等等。但是回國後銀行對我沒有這樣的期待,我沒有機會用學到的知識幫助銀行的業務,我的工作也跟留學時學的沒有什麼關係,我對我的未來很失望。這家銀行希望我做什麼?我在這家銀行沒有未來嗎?當時我有疑問:「銀行希望我做什麼?我有自己想做的事,我可以繼續無視自己的意願嗎?」我擔心我的將來,所以我辭職了。

我拒絕讓別人決定我的將來。分行的行長跟我不投緣,他對我說:「你學習的東西,在日本沒有用,你要忘記你學過的外國式做法。」我告訴他我想辭職時,他說:「你真傻,如果你聽我的話,你可能會成為行長,能賺到一年一千萬日圓以上。如果你進入很小很小的外國公司的話,很容易被開除。」他覺得我的新公司不會在日本成功的。

我覺得這個組織不能理解我想說什麼,在這家銀行我不能成功,我應該放棄這份工作,因為在這裡我以往的努力都白費了,我要放棄日本公司的文化,我要忘記日本大企業的常識。

我想進入的這家國際諮詢公司的日本分公司很小,即使現在沒有什麼名氣,將來可能會大有名氣的。我辭掉銀行的工作後,我以為將來我沒有機會在日本的大公司再工作,因為日本的大公司只錄用剛畢業的學生們。當時我覺得我只有單程車票。

我太太二十歲時跟我結婚,之後一起去美國學習,她跟從小在外國生活的孩子一樣,她對外資企業很有期待,並不擔心。


之後三十多年過去了。我改了數次行,日本的社會也逐漸改變了。日本的大公司開始中途錄用,竟然也開始錄用社外董事了。我以為我放棄了日本公司的文化,但是日本的公司現在逐漸近似於西洋的公司。日本的商務社會與歐美的商務社會之間的隔閡不深,可是兩個社會間的距離比較遠。如果你想渡過這個隔閡,你不用擔心生命的危險,可是要做好精神上的準備。


現在我很開心,因為我已不是小時候回到日本感覺不自由的那個人了。當時我覺得我只是籠中之鳥,而現在無論我說什麼,無論我做什麼,都是我自己的意志,不是集體讓我服從的意志。我用自己的兩條腿站著,覺得很幸福。很多年過去了,我經常會忘記戰爭的事情,但我能好好地生活著。我覺得我已經寫完了關於戰爭的事情,所以我想停筆。我很希望很多年輕人看這本書,理解戰爭是什麼,理解以前戰爭中的人們想些什麼。

(完)


補記

雖然平時我已經忘記戰爭的事情,但是偶爾也會想起「戰爭很重要」。19898月我的諮詢公司派我去德國杜賽道夫(Dusseldorf)工作一年。我去慕尼黑(Munich)事務所出差時,工作結束後,我很想去看附近的達郝(Dachau)集中營,這是十二所集中營中的一所,於是我一個人去了。我很吃驚這所集中營竟然這麼巨大,殘酷度也很大。我初次知道不只是猶太人,連天主教的神父也在這裡被迫害了。現在的德國人也許不喜歡以前的德國人所做的事情,但是他們敢維持這樣的紀念館,是因為他們覺得國家不能忘記過去的事情。我讚美德國人,尊敬德國人,可是我不知道一般的德國人覺得怎麼樣。出發時,我告訴辦公室的秘書們:「我想去看達郝集中營。」她們很吃驚,我不知道為什麼她們會吃驚,可是我能想像,是否這段歷史給她們帶來了不愉快,他們可能會有疑問:「日本人為什麼對德國的集中營感興趣?」

這年西德國和東德國決定東西統一,所以從統一的半年前開始,兩個國家的人們可以越過國境了。我家四口人(我,太太和兩個孩子)在西德國自駕旅遊時,我們靠近了東西國境。我的好奇心對我說:「這是看東德國的很好的機會,會很有意思。」所以我開車越過了國境,國境還在,可是盤查只是形式,我們沒有簽證也可以入境。(我知道東德國和西德國不用簽證,外國人要簽證,可是國境線上的東德國的檢察官員不說一句話,讓我的汽車越過了國境。也許他不理解我說的英語,或者他沒有幹勁,我很理解因為我覺得他的工作很快就沒有了。國境有兩三百米左右的地雷區,我覺得這是戰爭的遺產。進入東德國後我開車開了一個小時還沒看到加油站或者餐廳,沒有市場和商業氣息。大部分的馬路都是石板路,我很吃驚。我開始問自己:「我們餓的時候怎麼辦?我的汽車沒有汽油的話怎麼辦?東德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也許它是很不方便,商業不發達的國家吧?」

這年我去西柏林出差,坐出租車時,駕駛員對我說:「我很害怕去東柏林,不想去。」他害怕東柏林,因為很多西柏林的人被東德國強行拉走了。我又找了一個年輕駕駛員,他覺得沒有問題,願意送我去東柏林的美術館。

  去瑞典出差時,我利用空餘時間參觀了陸軍博物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瑞典堅持中立的立場。但當東邊的芬蘭和西邊的挪威被德國占領後,繼續保持中立很難。可是瑞典跟德國交涉,開始出口很多資源。如果德國可以使用瑞典的資源,就沒有理由侵略,但是幫助進行戰爭的兩個國家的其中一方是在國際法上違法的,所以瑞典用別的方法也幫助了英國。

之後在瑞士的時候,我知道另一個中立國瑞士也有對戰爭的各種準備,他們的軍事設備在山脈的隧道裡,如果納粹侵略瑞士的話,他們絕對讓水壩決口,國土將淹沒於水中,德軍不能進入,進行侵略,對於德國來說,瑞士沒有用了。看到瑞典和瑞士兩個國家,我們知道「不武裝的中立」只是個幻想。

我想起來另一個戰爭的事情。我媽媽的表妹小時候跟他家人移民到巴西。戰爭開始後她不能受到日語教育,因為日語是帝國的語言。她來日本時說得日語特別好,可是不會看,不會寫日語了。我送她聖誕賀卡時,她的先生用日語寫祝詞,她先生去世後,我開始收葡萄牙語的賀卡。戰爭結束後,在巴西的日本人分為兩派,「贏組」和「輸組」。贏組說日本不可能輸,是日本勝了。輸組卻說很遺憾,但是現實就是日本輸了。我覺得我媽媽的表妹全家屬於輸組,因為他們受過很好的教育。



後記

在很長時間裡,我都覺得在新加坡發生的事情可能會在南京發生,可是南京事件的規模比聽說的小。我2011年開始學習中文,中文是我小時候在新加坡放棄的作業。學習語言要同時學習文化、社會、歷史等,我看了很多關於中國的書,這些努力完全改變了我的歷史觀。為了了解中國是個怎麼樣的國家,我看了很多書,我發現在新加坡的事情跟在南京發生的事情不一樣。太平洋戰爭開始前,在南京的日軍不想刺激歐美國家,所以沒有理由殺很多無辜的人。國民黨和共產黨可能會比日軍殘酷,因為中華文化常有這樣的事情。之後我的關心轉移到美國、朝鮮和台灣等國家上。


看了很多書,我覺得我理解近代歷史上在東亞發生了什麼。我的想法跟一般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樣,很多書寫到我所認為的事情。以前我不知道這些事,因為我學習歷史的時間很早,當時沒有那麼多資訊。蘇聯崩潰後,很多蘇聯的機密文件被公開了。蘇聯消失後,美國可以公開蘇聯的間諜的通信。以前美國要隱藏能解譯蘇聯密碼的事情,之後美國也公開很多機密文件,因為歷史已經過去了很長時間了。很多人研究這樣的資訊,發現了很多事情在歷史課本上卻沒有寫到。我認為我應該負責公開我的歷史觀,所以我寫了以下三本書:



叢書《課本不記載的歷史》

  1. 通過第二大戰,美國錯改了歷史

  2. 中國有過非常悲慘的歷史,現在的目標是掌握世界霸權

  3. 日本幫助了朝鮮和台灣的近代化,及其後

我還未翻譯這三本書。我想翻譯成英文後,再翻譯成中文。


相葉宏二,© ︎Koji Aiba, 2017, 2018

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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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歷:

1954年生於在日本兵庫縣神戶市,曾住在東京,1961年到1964年移居於新加坡。(起先星加坡為英國的自治領地,1963年成為馬來西亞的一部分。)我小學五年級時回日本,就讀於兵庫縣蘆屋市岩園小學校(日語校名。很偶然,現在的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和子是比我高一年級的小學校友),山手初中畢業後,就讀於兵庫縣神戶高中後,1976年東京大學畢業。(在1960年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反對示威運動時去世的樺美智子和我就讀於同一初中、高中、及大學。)1982年畢業於哈佛大學商學院(獲MBA學位)。

太陽神戶銀行(現在的三井住友銀行)的任職之後,工作於波士頓咨詢公司(1982年到1993年),經歷了東京事務所及杜塞道夫事務所(1989年到1990年,就是東西德國統一的那年)的任職,成為美國總社董事及東京事務所的副總裁(副總裁只是很多共同經營者之一,現在的名稱為「共同經營者及常務董事」)。其後轉行,開始在大阪國際大學任職副教授,然後升任教授。2002年在早稻田大學經營管理研究科擔任教授。

作者的爺爺戰爭前在滿州鐵道工作(籍貫是日本宮崎縣都城市),父親出生於滿洲新京市(現在的瀋陽),畢業於大連高等商業學校,在橫濱正金銀行大連分行任職後,在青島入日本海軍。他坐日本的轟炸機「彗星」,參加敢死攻擊,幸而存活。外公在三菱重工長崎造船廠工作。母親在橫濱正金銀行工作時,偶遇原子彈轟炸,幸而存活。戰爭結束後,父親和母親在東京銀行長崎分行相識。


社會活動:

1. 股份公司Aplix,社外監事,20062007

2. 股份公司 西友,社外董事 及 監察委員會委員長,20072008年(沃爾瑪持有西友50.1%股份的時候,他試圖購買西友的剩餘股份,進行投標報價,我為了西友的少數股東,參加獨立委員會,成為委員長,讓投資銀行驗證收購價格,與沃爾瑪進行加價交涉。)

3. 日本CFO協會,理事,20002015年:顧問,20152017年。

4. 股份公司 得愛(Dream Incubator),社外監事,20062017年,20142016年;社外董事,20112014年。


著書:(大部分是日語書,這裡不翻譯)

1. 『ヴァリューポートフォリオ戦略―「企業価値」リストラへの挑戦』プレジデント社、1993

2. 『日本企業変革の手法―すべては「タコツボ」の破壊から始まる』プレジデント社、1995

3. 透析企業價組合策略』(1. の「ヴァリューポートフォリオ戦略」の中国語訳)、遠流(台湾の出版社)、1997

4. 『ビジネスゲームで学ぶMBAの経営―経営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ゲーム「LAUNCH」活用法』日本経済新聞社、1999

5. MBA経営戦略』ダイアモンド社(グロービス旧版)、1999

6. Q&AでわかるMBA実践ビジネス問題集―MBA経営学を学ぶための初めての問題集』日本経済新聞社、2000

7. Q&AでわかるMBAのビジネスルール―MBA経営学を学ぶための基本常識』日本経済新聞社、2001

8. 『ビジネスゲームで学ぶMBAの経営―経営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ゲーム「BizLAUNCH」活用法』日本経済新聞社、2002

9. 『プロが教える問題解決と戦略スキル』日経ビジネス人文庫2003

10. 『社長になる人のための経営問題集』日経ビジネス人文庫、2004

11. MBA 문제해결노트 Q and A 30QAでわかるMBA実践ビジネス問題集」の韓비즈니스맵(の出版社)2006

12. 『グロービスMBA事業戦略』ダイアモンド社、2013

13. 『シリーズ:教科書に書けない歴史 (1)第二次大戦で歴史を作り間違えたアメリカ』キンドル本、2017

14. 『シリーズ:教科書に書けない歴史 ()悲惨な歴史を逆転し覇権を目指す中国』キンドル本、2017

15. 『シリーズ:教科書に書けない歴史 ()日本が近代化を助けた朝鮮と台湾、とその後』キンドル本、2017

16. 『教科書に書けない歴史(東南アジア編) 日本の戦争と東南アジア各国の歴史』キンドル本、2018

17. 『教科書に書けない歴史 番外編 戦争伝聞記-母の原爆と父の特攻と僕- キンドル本、2018

下圖為著書131415。這本書現在有日語版,將來可能有英語版,然後中文版可能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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