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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 for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The Story of the War and My Family -Atomic-bomb, Kamikaze Attack and War Crimes- 战争传说记 -母亲的原子弹,父亲的敢死队和我- by , available in its entirety at Smashwords




课本不记载的历史另册)


战争传说记

母亲的原子弹,父亲的敢死队和我−



相叶 宏二

前言


  笔者争后出生。母亲太平洋战,住在崎,经历了原子弹爆炸。父参加了海击队,即用飞机进行敢死攻击的队伍。他们幸运生存,战争后笔者出生了。他小时候(7岁到11岁)跟家人一起在新加坡生活,听说了日本军队做的事情。通过这些经验,他对世界的历史很感兴趣。他写了一本关于他和他父母的经历的书。虽然他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但觉得这本书可能会启发很多人,所以他用真名发行了日语版。此书是他翻译的中文版。

 关于东亚历史的丛书,共有以下三册,此书为《课本不记载的历史丛书》的另册。

  1. 通过第二次大战,美国错改了历史

  2. 中国有过非常悲惨的历史,现在的目标是掌握世界霸权

  3. 日本帮助了朝鲜和台湾的近代化,及其后

关于东南亚历史,另有一本。

 历史是社会的记录。这本短篇只是一家人的私人记录。很多事情以传说和记忆为根据,所以不能保证真实性,可是对相叶家来说,是相叶家真正的历史。



20188, © Koji Aiba


前言

  1. 有战

  2. 新加坡的经历

  3. 父亲的战争

  4. 母亲的战争

  5. 原子弹的功罪

  6. 爸爸志愿特别攻击队的事实真相

  7. 从特别攻击队回归的事实真相

  8. 日军在新加波做了什么

  9. 日本的责任和日本人的责任

  10. 日本人的集体主义

  11. 回国后,有不相容的感觉

  12. 以后的我

  补记

  后记


  200X年,我参加了A公司的董事会,会议中话题突然变成了战争的事情。同龄的两个社外董事,在太平洋战争结束时,他们小学五年级。他们的感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们说:“大人们所说的,战争前和战争后是完全相反的,不能相信。”

 听了这段话,我觉得:“我们都要告诉年轻人战争的事情,这很重要。”虽然我没有战争的直接经历,可是我的父母告诉过我很多关于战争的事情。这些话,我一定要告诉孩子们。于是我用儿时的记忆,写了这本《战争传说记》。


  1. 有战争吗

  我幼儿园时,第一次听到战争的事情,这是1959年左右。当时,日本还很贫穷,我们住在东京银行的世田谷区赤堤职员宿舍。妈妈说太平洋战争时日本跟美国战争,日本输了,我很吃惊。我完全相信美国是个正义的国家,如果日本跟正义的国家进行战争,难道日本是个不好的国家吗?(也许战争后,美国给日本人洗脑了。这些内容在丛书第一册。)


  电视里的美国是个“很富裕、很正义的国家” 。有一档电视节目叫做《爸爸都知道》,我看美国的冰箱里,有很大的牛奶和橙汁的瓶子,孩子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喝。房子前面的草坪很大,汽车也很大。还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名犬灵听听(Rin-tin-tin)》,正义的骑兵队跟不好的美国原住民(美国印第安人)进行战斗。(儿时的我完全不知道美国原住民才是正义的一方,他们被白种人迫害,失去了他们的土地。)


  因为我还小,妈妈的话我不能理解,可是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这是妈妈说的话。当时,日本跟美国快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了。反对这个条约的很多左派国民到国会附近,举行示威运动。东京银行宿舍的院子里,很多孩子们大声叫:“我们反对安保(anpo)!我们赞成豆馅儿(anko)!”我很小,还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1960年,在日本有很多人批评政府跟美国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左派的人们觉得日本要成为中立国,不要成为美国的同盟国。游行队伍喊:“(我们)反对安保!反对安保!”孩子们一边模仿,一边开玩笑。这些孩子们长大后,反对美国进行美越战争。

 (以下照片是来东京前的我们一家人。我们住在神户,来到须摩海岸的时候,我睡着了。)





  1. 新加坡的经历

  第二次我思考战争的时候是小学二年级,爸爸先调到新加坡(1960年),半年后我们全家都来到新加坡(1961年)。我听说战争时日军来新加坡做坏事。当时,新加坡的日本人只有300人,包括他们的家属在内。现在新加坡有很多日本人,战争前新加坡也有很多日本人。日本战败后,他们都要回国。


  当时,日本的产品质量还不好。高级的手表是瑞士制造的;高级的照相机是德国制造的;很好的汽车是欧洲或者美国制造的。日本的出口商品是很便宜的家庭用品,或者晶体管收音机,日本的摩托车刚开始出现。

我很喜欢看日本的摩托车参加竞赛。战败国日本的本田雅马哈、铃木的摩托车比战胜国英国的大型摩托车快得多。新加坡的警察用英国的摩托车,所以新加坡和马来的年轻人喜欢买日本的摩托车,因为警察追不上。


  当时日本人要考虑自尊心。有时我家人跟一些日本人去扫日本人的墓。这不是军人的墓,而是一般人的墓。这里的墓丛生,修整得不好。我觉得日本人社会的经济力还不足,因为日本打败仗了。

  在日本的时候,我家很贫穷。在新加坡时,我家房子很好,有一个中国人的阿妈住在我家,也可以开始雇佣印度人的园丁了。这是为了保持面子,不让新加坡人小看日本人。

  (我家有一个阿妈叫做阿Q她是一个木匠的太太。我家有一台电视和一台空调,每个房间的天花板上都有电扇。但是我家没有洗衣机,我自问阿Q的工资比洗衣机还便宜吗?阿Q辞职后,新来的单身阿妈叫做阿Han。)


  我发现欧美人很奢侈、浪费。比如孩子过生日时,美国的孩子用可口可乐的瓶玩儿,他们打开瓶盖儿后,用拇指按住瓶口,摇晃,然后松开,让液体喷出。我觉得这个不好,浪费饮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现在我也不喜欢日本职业打棒球的人赢得冠军后,用啤酒做同样的事情。

  我在日本幼儿园时,父母给我买了一本迪斯尼小人儿书。唐老鸭站在摩托艇上,湖中有满满的橙汁,唐老鸭用很长的吸管喝橙汁。我觉得不要做这么浪费的事情,我父母亲怎么想呢?!我也不习惯美国式的用完就扔的文化。

  在新加坡很多日本人的孩子上美国的学校,所以日本人过生日时会有美国人来参加。我爸爸的方针就是让孩子们上当地的学校。我上的是英华小学(Anglo Chinese Junior School),这所学校是用英语教学的男子小学。语言课有中文课和马来语课。我不理解声调,所以我学习中文,遇到了很多挫折。当时,也有用中文讲课的学校。

  我哥哥发表中文的作文的时候,因为他的发音没有声调,老师不让他继续发表。学校决定日本人不用学习中文,免去我们俩的中文课,于是我放心了。


  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 (Lee Kuan Yew) 受的是英语教育,所以他不会说中文。他去英国留学,当律师。他认为用中文的学校的学生们跟用英语的学校的学生们不一样,中文的学生们在集团活动中有很强的团结心。他成为政治家后,很努力学习福建话,然后学习普通话。1980年他让新加坡国立大学并吞南洋大学,这之前南洋大学是中文教学,可是并吞后新加坡没有用中文教学的大学了,所以用中文教学的初中高中就没有人气了。

  新加坡的“公用语”有四个,即英语、中文(普通话)、马来语和但米尔语,可是实际上英语是新加坡的国语,公文只用英语。中国发展起来后,中文日益变得重要了

 (以下照片是新加坡岛屿俱乐部 (高尔夫球场)的游泳池。©Koji Aiba




  不久后在新加坡产生了反日情绪。我父母亲觉得让孩子们去学校可能会有危险。(这是他们的想法,我没有听到小学生们的反日发言,或者见到反日行动。)


  实际上,人们发现了埋在地下的很多白骨尸体。报纸说,这是被日军杀害的受害者,于是大家突然想起来战争时的残酷事情。当时在新加坡有很多人的家人被日军伤害,拷问,或者杀掉。我不知道这些事情,可是不久我理解发生了什么。

  以前我的同班同学邀请我去他家。我拜访时,他妈妈问我:“你是日本人吗?”我回答:“是。”她说:“今天可以,可是你以后不要再来了。”因为我不理解为什么新加坡人这样对我说,所以我问我妈妈她们这样做的理由。妈妈说日军在战争时做了坏事,所以他们很生气。也许他们恨当时的日军,所以他们现在也不喜欢日本人包括他们的孩子们。

 (这些事情是太平洋战争时,日军所做的战争犯罪的一部分。有些人被英军逮捕,被宣判死刑或者终身监禁。关于日军在中国所做的事情在丛书第二册。)


  在新加坡,不但很多华侨对日本人很愤怒,而且英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也很失礼。我们的邻居是一家英国军人,他们不隐藏蔑视的态度。现在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了。20年前他们被日军彻底打败后,被关进俘虏收容所。新加坡人很吃惊,因为他们的“主人“输了,主人不能保护新加坡人,所以“白种人的优越”没有了。

  在高尔夫俱乐部的游泳池,洗淋浴的时候,英国的孩子们突然拉开淋浴窗帘,嘲笑日本孩子们,我们开始穿游泳衣洗淋浴。我理解他们歧视有色人种,我觉得他们没有文明,不懂礼貌。我想“无论是战败国民还是战胜国民,我都要保持日本人的自尊心。“


  当时新加坡有自治政府,但是没有外交权。新加坡是个英联邦内的殖民地,还没有独立过。在新加坡的日本人的处境很弱。日本没有外币,所以即使是在日本的亲戚去世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回国。远离五千公里之外的日本,我们一家四口人的关系非常亲密。晚上我们四个人,躺在草坪上的塑料折椅上,看南十字架,聊着聊着,父母告诉了我们很多事情。

  当时我们坐螺旋桨式飞机从羽田机场起飞,送行的人觉得可能这会是最后的见面,所以大家喊着“万岁!”送我们。在我的记忆中马来森林的深绿色很漂亮,因为飞机开得不高。

 (以下照片是在新加坡武吉知马[Bukit Timah road] 附近的刘易斯路 [Lewis Road] 上照的全家合影。第二张照片是爷爷住的地方,宫崎县都城市的稻田。)






  1. 父亲的战争

  他是这样说的:“我1923年在满洲出生。(日本人把中国东北叫做满洲,因为这是满族住的地方。)你爷爷出生在宫崎县都城市,他家以前是个“乡士” 。(乡士是武士和农民的中间地位,要做农活还要参加战争,可是江户时代没有战争。江户时代的身份是:一、武士;二、农民;三、工人;四、商人。)但是爷爷的爸爸去世很早,爷爷是排行第三的男孩子,听说他受了很多的苦。

 我家有一个未经核实的传说。一个祖先侍候“都城”城主,担任城主的马夫。他要照顾马,有时城主让他把马带回城,他本应该拉着马嚼子把马牵回去,但是他竟然骑马回去,他在想什么?这是很大的失误。在他被处刑前,一个地位很高的亲戚说和大家,于是我的祖先被释放了。

 (以下照片是爷爷捣年糕)



  爸爸说:“你爷爷只是小学毕业,后来他为了追求梦想前往满洲,他开始在满洲铁道公司工作。刚开始的时候他的任务是把火车上的煤炭投入锅炉内,后来的任务是检查火车的车轮。”爷爷没有学问,所以他觉得他二儿子不需要学问。一个亲戚劝诫他:“这时代,学问很重要。”幸亏听了这位亲戚的话,爷爷让我爸爸上新京商业学校和大连高等学校。

 (这些学校有中文课,老师是从北京来的,所以我爸爸会说中文,但是他的英语不太好。在新加坡时他用北京话给新加坡人贷款,当时很多新加坡的华侨不会说英语,大多的华侨都是福建人。)


  因为太平洋战争要求日本年轻人参加战争,高等学校把毕业年限缩短了。我爸爸早一年于1942年毕业,开始在横滨正金银行工作。不久他要在山东省青岛参加日本海军,他参加第13次海军飞行预备学生队。他们快要坐飞机参加战争了,所以要加速培育这个军队。(这一年入队人数为5,199人,战死人数为1,616人,特别攻击战死人数为118人)这之前,每年入队人数仅为几十人到一百人左右,这一年入队人数突然增加了很多。

  爸爸说:“陆军有很多暴力行为,他们相信暴力能够养成精神力,兵只要有精神力,军队就可以了。海军比较合理,因为海军用军舰等机器进行战争,不合理的海军绝对不能赢。”爸爸还说:“陆军真傻,他们上飞机也带日本刀,因为日本的武士觉得日本刀就是他们的“魂” ,可是日本刀有磁力,会让方位磁针不准。”

  他说:“因为我游泳游得不好,如果军舰沉没了,我就不会有存活的机会,可是没有办法,我甘心忍受。”他学生时的运动能力很好,夏天打网球,冬天打冰球。海军选择让他坐飞机,经历了严格的训练。他坐的飞机叫做彗星。

(以下照片是彗星。Wikipediahttp://www.ijnafpics.com/jbwd4y1.htm, Japanese Navy’s carrier-based Bomber in World War II





  爸爸说他是个“侦查兵”我以为他坐侦查飞机,可是他说:“‘“‘‘‘彗星是个轰炸机。他的任务是帮助飞机驾驶员,测量飞机在哪里,计算飞机速度和风速,准确地向目标投下炸弹。”太平洋战争中,他在鸟取县美保等基地,最后是在长崎县大村基地。根据正式的记录,他属于大分海军航空队(大分县在九州),但他不在大分县的理由是,因为美军已经掌握了日本西部的制空权,为了避开攻击,日军分散飞机基地。大村基地隐藏着一些飞机,美军为了破坏飞机跑道投下炸弹,但因为大村基地位于海岸,炸弹落下后将沉入松软的沙地,所以大部分为哑弹。

  大部分的战友的飞机都被击落,或者撞上山脉。爸爸坐的飞机平安无事。军队里的事很有意思,但是他有一些可恶的事情。爸爸说,在军队“欺负入伍第一年的士兵”是常见的事情,上级会不合理地对下级动武。我只觉得日本的组织太可怕了,以至于后来我害怕进入日本学校的体育部。

  爸爸认为“不合理的组织不能获得成果,只会让成员非常不幸”。他志愿特别攻击队,但是飞机数量不够,在准备期间中,战争结束了。战争后,他开始做了几个生意,可是他听说能回到他以前工作过的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战争结束后改名为“东京银行”,于是他开始在长崎分行工作,这时认识了我妈妈。1949年他们结婚了。


  1. 妈妈的战争

  妈妈说:“我爷爷是个比较富裕的商人,即‘S钟店’的店主。我爸爸是他的长子,我妈妈是从以前的武士家嫁过来的。我爸爸工作在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很多日军的军舰都是在这里制造的。我1926年在长崎市出生。”妈妈1943年从长崎高等女学校(日语校名)毕业,还没有工作。他同学大多都上了专攻科,即家政系,或者缝纫系。老师问她:“你没有工作,你想不想在陆军司令部工作?”妈妈回家后告诉了她爸爸,她爸爸很吃惊地说:“陆军非常野蛮,我不能让我女儿在那里工作。”

 (以下照片是在长崎的我姥爷家照的。姥爷、姥姥、舅母、表妹、哥哥和我。©Koji Aiba)




  姥爷有很多同学,所以他问他的朋友们有没有安全的工作?他以前的同学告诉他横滨正金银行正需要人,于是妈妈开始在横滨正金银行长崎分行工作了。

  战争结束前,她正在分行工作的时候,美军投下了原子弹。银行在长崎市中心,美军想将原子弹投到这里,可在偏离市中心3公里处落下了。妈妈的坐位面对着窗户,偶然看到了闪光,便急忙躲到桌子下。坐在她前面的科长察觉得有点儿晚,他站起来的时候,窗户的玻璃破裂,碎片飞了过来,他受伤了。暴风把外面的尘土从窗户刮进来,昏暗的室内,纸币飞舞,大家都目瞪口呆地站着。银行建筑很结实不会倒塌,所以没有人身亡,妈妈也没受伤。

  日本人不知道这个强大的炸弹是什么,于是他们把它叫做“新式炸弹”,或者“pikadong”pika”表示闪光,“dong“表示轰响声。日语有很多这样的拟态词和拟声词。

  她回家后,发现家人都很安全。房子后面有“诹访神社”的丘陵,所以放射线和暴风没能接近。妈妈的很多朋友们上专攻科,但都被派做劳动人员,因为原子弹她们都去世了。如果她工作在陆军司令部的话,也就是说在原子弹命中地点的附近,没有生存的可能性。她看见很多还没死的受伤人员走下丘陵。

 (以下是诹访神社的照片。日语版Wikipedia 鎮西大社諏訪神社 拝殿20081Bakkai撮影<润色讫>)





  人们从爆炸中心翻越丘陵来到了诹访神社。人都烧焦了,找饮用水。我家来了三个相识,即一位母亲和两个女儿。其中母亲脸上的烧伤很厉害,立刻身亡了。16岁和14岁的女儿,背上的烧伤也很厉害,皮肤没有了。妈妈和一个人用短梯子把其中的一个女孩儿抬到医院,但医院没有药品,不能治疗。路过大街时,美军的歼击机飞过来用机关枪扫射,妈妈吓得提心吊胆。两个女孩子呻吟了三天三夜后去世了,家人只能袖手旁观。按照统计,长崎原子弹的死亡人数(截止到1950年)是14万人。在家中妈妈只看到了几个人死亡,可是女孩子们的年龄和妈妈相近,妈妈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广岛原子弹20万人)

  长崎原子弹地狱般的图片上有很多记录。我看了很多书,参观过原子弹记念馆,即使是真的,但由于资料过于残酷也不能展出,所以记念馆的展示没有书中的图片残酷。随着时间的流逝,残酷度减少了。

  小时候,在记念馆我看到了很多畸形草木和动物的标本。新的记念馆没有这样的展品了。以前有一个展示记载:美军即使知道核能在五十年间或者八十年间会造成植物难以生长,但是他们竟然敢投下原子弹,我记得当时我很吃惊,可是这个展示现在没有了。

  更可怕的事情是,原子弹爆炸后,即使看上去没受伤的人们如果留在长崎,也会被核能照射。很多人在城市内四方奔走寻找家人,他们被残留的核能照射,像黑灰和黑雨等都很危险。

 (以下照片是长崎市,和平与原子弹的记录《黑灰、黑雨》中的黑灰。 )





  姥姥之后虽然寿命很长,可是她在原子弹医院住院的时间也很长。我妈妈到了80多岁也没患重病,她有《原子弹照射手册》,所以她不用付医疗费,很放心。我小时候妈妈说:“你们兄弟要隐藏你们母亲经历了原子弹,因为将来的结婚对象可能会忌讳。”但是随着时光流逝,大家都忘记了原子弹的事情。但是有一次哥哥和我偶然发现了我们俩的白细胞数值都在正常范围内的最低数值处时,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


  1. 原子弹的功罪

  很多人说:“原子弹杀了很多人,它肯定是个罪孽深重的武器。但是它的功能是加速日本投降,这个“必要的邪恶”使很多人不用死亡。我也觉得我有一个矛盾的想法,因为原爆,虽然我妈妈经历了很大的痛苦,但是我爸爸不用参加敢死攻击了。如果爸爸死了,我就不能出生了。我感到自己很矛盾。(在丛书第一册,我写了战争结束时的事情。)

  我想批评美国投下这么残酷的炸弹,同时我也认为原子弹让日本提前投降,救了我爸爸的命,我们兄弟才能出生。


  我小学5年级时,妈妈哥哥和我三人回日本,留爸爸一人在新加坡。我高中1年级时爸爸回来了,他笑着说:“通过9年的南洋勤务,我现在不了解日本的事情,这个叫做南方懒散。”但是我觉得爸爸很有能力,他工作上发展得很好,他成为东京银行神户分行的副行长。日本跟中国恢复邦交前,日本政府让东京银行跟中国交涉进行贸易的“元(人民币)圆(日元)结算”的条件时,我爸爸用他的中文,成为交涉团的一名团员及翻译。

  交涉时,东京银行里非常了解中国的常务董事说:“跟中国人交涉时,最重要的是小心及避免被欺骗。”其他的团员们觉得不好,因为我们要跟中国恢复邦交,我们要建立信赖关系。

  中国说:“日元和人民币直接结算怎么样?”对东京银行来说,因为人民币不是个硬货币(可交换货币),所以这是不值一谈的话。中国不喜欢用美元结算,可是英镑没问题,因为英国和中国从早就有外交。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外汇的复杂用词,所以我爸爸请一位神户大学的教授帮助他准备新的中文外汇用语。中方的翻译不太好,所以爸爸说他负责中日及日中的翻译,交涉成功了。

 (我在丛书第二册写了关于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人的事情。)


  爸爸从新加坡回来时,他说当时敢死攻击真的出发了,可是由于飞机故障,所以他们要被迫降落。如果这是真的,我觉得即使战争继续,他们也未必会死。我最后认为原子弹没有功绩,它不是“必要的邪恶”而是完全的邪恶。内心的矛盾解消了,我很开心。从书中我知道了美军为了避免自己军队中出现更多的战死者,他们投下原子弹。我会相信这样的解释。


  久后我了解到之所以美军不让日军投降,是因为他们想在日本进行原子弹实验。原子弹的开发结束后,他们在广岛投下第一个技术的原子弹,即铀弹。然后,又在长崎投下第二个技术的原子弹,即钚弹。这之前美军很少轰炸广岛和长崎,因为他们想调查原子弹的威力,想让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有世界第一的军事能力。日本投降后,美军调查了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美军只做调查,可是却没有对他们进行治疗。美国没想到其他国家有可能会开发原子弹,所以他们并没开发治疗方法。(这些内容在丛书第一册中。)


  1. 爸爸志愿特别攻击队的事实真相

  这件事还有后续。我长大后,爸爸开始说真正的实话。他以前觉得孩子们不能理解复杂的话,所以他把经历过的困境简易化了。

  他说他不愿意参加敢死队。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觉得日本是个神国,所以愿意敢死。小时候上军校的人也愿意敢死。可是受过高等教育、工作后的人会深思熟虑。爱国心不能没有理智。敢死攻击会让飞行员身亡,海军会失去飞机,如果攻击不成功,日本的军事力量会拥有劣势。

  原来日本开始敢死攻击,是因为日本失去了很多有经验的飞行员,没有经验的飞行员不能准确地投下炸弹,所以炸弹和飞机一起冲撞比较准确。但是美军一看到敢死攻击,就使用大量物资准备防御。之后,成功率锐减,敢死攻击成为不合理的策略了。我爸爸觉得上级们真傻。

  海军内有的人反对敢死攻击,但不能制止,内心自责,战争结束后自杀了。不合理的策略,让日本确实打了败仗。对有将来的年轻人来说,这真苛刻。即使日本自称神国,也不像元寇时,台风都来帮助日军。

 (丛书第三册讲述13世纪的“元寇”。朝鲜人和中国南部的人制造了五千多艘的蒙古军舰,很多朝鲜人和中国人也参加了元寇。大部分的军舰因为台风沉没了。)

  大家都志愿敢死队,只有爸爸和他的飞行员好友两个人不愿意,上级每天痛打他们。他们觉得志愿者中,惟独士兵真的要出击,上级军官绝对不会出击。有一些经验的士兵很适合,而且他们死后可以再征集,只要一分五厘的邮票就可以征集到很多士兵,所以新兵叫做“一分五厘。”

  这个制度是“上级强制他们所指定的人出击”的制度,不是自发行为。爸爸和他朋友每天被揍,终于他们理解这是无益的抵抗,死了心,决定志愿了。

  上级立即命令他们俩马上出击,可是飞机还没准备好。这天晚上,他们俩把上级叫出来,殴打了他一顿。第二天上级没说一句话,因为他知道他们俩必死无疑的命运。


  微妙的事情发生了。飞机还没到的时候,日本战败了。军队还没解散,两天后,上级命令他们出击,叫做“最后的敢死攻击”。我觉得军队保存一些飞机,为了本土决战,可是战败后不用了,所以这时会用。怎么办,爸爸烦恼了。在军队,上级的命令是绝对不能违抗的,可是战争结束后可以继续战斗吗?敢死攻击的话,没有未来,不用在意吧?现代的战争不是江户时代的战争,报复敌军也有规定。战争后的战斗是违法的,国际法说这是乙级(B级)战犯。美国觉得日本的珍珠港袭击发生于日本的宣战前,所以国际法上违法,战争结束后的袭击也是违法的。

 (丛书第一册讲述珍珠港袭击。)


  关于这个违法的战争结束后的出击,有一本书很详细地叙述到。这本书的作者松下龙一,《私人特别攻击 宇垣缠长官和最后的队员们》,新潮社,1985年。这本书出版时,为了帮助出版,爸爸以前的战友让他捐款,他答应了,可是他不太开心,因为这本书可能会美化日本海军。(我看了这本书,我觉得作者很客观地写这本书。可是答应捐款时,他不能预想书的内容,也许当时他心里很苦恼。)


  1. 从特别攻击队回归的事实真相

  爸爸从敢死攻击队平安地回来的理由是,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他不想服从违法命令。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好不容易下的决心。他从长崎县出击,但是没去鹿儿岛县,他纵贯九州飞到宫崎县都城市的老家。爷爷退休后觉得战争越来越激烈,卖了满洲的家,回到都城市,他买了一些田地耕种,爸爸知道爷爷在这里。

  飞机绝对没故障,爸爸找可以降落的地方,选择比较平坦的田地,着陆了。人们集聚过来包围飞机,他们以为这飞机是从大陆飞来的,因为战争结束了,他们欢迎爸爸他们。我觉得爸爸不会驾驶飞机,应该是他好朋友驾驶的。他俩给人们降落伞的丝绸布,让大家很开心,因为战争中丝绸很难买。然后他们烧毁了飞机。

  他回家后,暂时闷闷地过日子。但是海军说:“美军来的时候,他们很恨航空队。如果他们找到了飞机驾驶员,一定要处刑。”海军解散后,让驾驶员躲藏起来。战争结束后,社会秩序没有了,陆军把军马留在都城站前面,农民们随便地带着回家。刚开始时爸爸觉得,农民们真自私自利,滥用战后的混乱赚钱。但是立刻他发现了,是自己不对。农民们自己要保护自己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要放弃战前的想法,因为世界变了。


  1. 日军在新加坡做什么?

  我认为日军在新加坡做了坏事。这是战争开始后20年左右,很多人能作证,有很多骨灰等证据。

  在新加坡的大规模处刑事件叫做“肃清”。战争后新加坡中华商工会说有四万名受害者,但是这个人数可能包括战争时的爆炸和火炮的受害者。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说人数是6,000人。在新加坡的军事法庭说是几千人(各地的人数加起来为1,9702,370人)。正确的人数另说,在新加坡的受害者很多,损失重大。(丛书第一册讲述东京审判。)


  以下记述按照日本人渡边望著述的《蒋介石的密使 政信》(为日本汉字,此处为姓 )一书,祥传社,2013年。肃清事件是政信一人主使。他扩大命令,逮捕并杀害了很多华侨。战争结束前他觉得蒋介石很喜欢日本的战争罪犯,因为蒋介石为了能得到美国的援助,利用这些消息,批评日本。政信战争结束后为了避开英国的追踪逃到重庆,成为蒋介石的间谍后,回到日本。英国不能逮捕他,因为庇护他的中华民国也是战胜国。

  蒋介石不但庇护战犯的政信,他也庇护很多(不是战犯的)日军将校们。国共内战结束后,国民党逃到台湾。蒋介石觉得国民军很弱,为了反攻大陆,他要强化国民军成为日军一样的军队。所以他邀请八十多名日军将校做国民军的军事顾问。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时,他们指挥国民军。


  辻政信离开新加坡后,在菲律宾还想做同样的事。他捏造了东京大本营的命令,试着让军队把俘虏都杀掉。这次被命令的士兵觉得这个命令不太可信,于是跟大本营联系,知道这个命令是捏造的。山下奉文率领日军到新加坡,可是战争结束后他已被菲律宾的美军处死。辻已经逃遁,所以新加坡的军事法庭决定处刑服从命令的人们,两个死刑,五个终身监禁。新加坡人觉得人数不够,非常生气。

  受害者可能包括抗日游击队的人,或者抗日义勇军等,可是日军没有通过法庭,没有量刑,处死了大家,不可原谅。


  日军觉得新加波的一般人,尤其是大多数的华侨,可能会做很多的利敌行为。中华民国(国民党)已经展开了很周到的反日宣传,他们说:“日军很残酷,在中国做了极其不人道的事情。”新加坡的华侨以为:“为了帮助中国的同胞,我们要援助他们很多钱。” 李光耀(Lee Kuan Yew)是新加坡的创始人,看他的书我们能理解到,他认为日本1937年在中国做了非常恶毒的事情。

  日本的宪兵队(军事警察)为了取得利敌活动的情报,逮捕利敌的人们进行拷问。这个行动完全跟迫害很多人的“肃清”不一样。日军揭发反日活动的人们,为了利用他们的情报,还揭发他们的同伙。如果这个计划成功,就能把利敌的人们都顺藤摸瓜似地逮捕起来。我很亲密的一个朋友告诉了我这些事情,他父亲告诉他日军宪兵队做了些什么。


  他的妈妈是个日本人,爸爸是在新加坡的华侨商人。他家在植物园后边的“纳西姆山(Nassim Hill)”, 门口站着夹步枪的印度门卫。从门到家很远,有很大的宅第,庭院的面积有两万平方米。我家人跟他家人比较亲近,有时候他们邀请日本人来他家看电影。正月哥哥和我喜欢跟我们的朋友一起放爆竹,我们经常在庭院做篝火烤红薯。他妈妈给我他穿小的衣服,富裕的他没穿过他哥哥的衣服,所以很吃惊地说:“这不是我的吗?!”


  他的爸爸战争时被日本的宪兵队(军事警察)逮捕,被拷问。我朋友说:“宪兵强迫我爸爸喝很多水,水就从耳朵和鼻子溢出,让他差一点儿溺死。”听了他说的话我觉得他爸爸很可怜,宪兵队真可怕。

  但是久后我翻阅历史,理解到了为什么日军想拷问我朋友的爸爸,他是对日军很重要的人。他的伯父是在东南亚很有名的“陈嘉庚”(Tan Kah Kee, 福建发音),他经营橡胶事业,成为巨大的财主。战争开始前,他为了帮助国民军,用缅甸路线搬送援蒋物资。(这在国际法上是违法的。)战争开始后,陈嘉庚通过中华总商会组成抗日义勇军,帮助新加坡的英国总督,所以他成为了日本真正的敌人。日军到新加坡前,他急忙地逃到印度尼西亚,直到战争结束后一直躲藏在东瓜哇岛。(19406月,日本向英国发出关闭滇缅公路的通牒,英国也认为使用滇缅公路是违法的,所以正式做出决定,关闭滇缅公路。不久美国让英国再次使用滇缅公路。)


  我长大后认识我朋友的爸爸叫做“陈共存(Tan Keong Choon福建发音,简称K. C. Tan)”25岁时他被日军逮捕的地方是越南,不是新加坡。他的嫌疑就是“他是个间谍,为了帮助抗日游击队去中国走私进口金块。”像他伯父陈嘉庚那样,他也想从新加坡逃跑。

  陈共存的太太写过一本书,说:“我先生做贸易时,认识了一些潮州人,日军觉得这些潮州人都是间谍,所以他也被怀疑了。但幸运的是他避免了严厉的拷问,可是要入狱69日。”我觉得关于日军的残酷,她的话说得模糊不清。(她原来是个日本人,她的书也是在日本出版的日语的书。)他从新加坡逃到中国时,路过越南。这时候法领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老挝)已经被日军占领,日军是为了使国际法上违法的越南路线的援蒋(援助蒋介石)物资停止运送。日军肯定想知道他伯父在哪里。

  陈共存跟日本的女人Mrs. Tan结婚,我很吃惊,因为他曾受过日本人残酷的拷问,所以有很多理由恨日本人。Mrs. Tan对我哥哥和我很热情,我妈妈也向她请教日式插花。她写的书是关于她的一生,《大家叫我Mrs. Tan -从日本人变成华侨-》(文艺春秋,1995年)。战争结束后日本人都被放逐,5年后、1950年,她是来新加坡的第一个日本人。如果马上住进新加坡,要是别人发现她是日本人大家会指责陈家,所以她先生首先让她去台湾,让她从日本国籍改为中华民国国籍,并把名字由“上田势子”改为“田仪文”。然后她来新加坡时,陈家向别人解释“新娘是在日华侨,可是在日本用日语生活,所以她的汉语不好。”

  1952年东京银行为了在新加坡开设分行,派一名日本职员来到新加坡。Mrs. Tan很开心,因为她终于可以说日语了。3年间政府不让东京银行开设分行,终于在1955年分行正式开业。5年后我爸爸来新加坡工作。1952年日本在新加坡开设领事馆时,报纸上的标题是“日本鬼又歸來了!”领事馆旁边的酒店的墙上写的也是“日本鬼又歸來了!”(新加坡人把日本人叫做日本鬼,中国大陆叫做日本鬼子,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是用繁体字写的。新加坡1969年开始使用简化的汉字,1976年开始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体字,这句话中只有“歸”与“归”,“”与“来”两字的差别。)


  按照一些书的记载,陈嘉庚 (Tan Kah Kee) 为了帮助国民党捐献巨资,追溯以前辛亥革命时,他支援福建的革命势力,其后支援国民党的北伐战争。1940年他回到故乡福建,发现了新加坡人的募捐金都被福建县长“陈仪”侵吞了,他不胜惊愕,暴跳如雷。(“陈仪”的登场在这套丛书的第三册。)

  陈嘉庚深深地理解他们的募捐无益,开始激烈批评国民党。他说:“国民党要追究腐败,民主化和改革是紧要的。”但是这个结果有些不幸。其他的新加坡人不想牵连到复杂的国际政治,所以他在新加坡的华侨社会中被孤立疏远了。由于气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他决定移居到福建,1961年逝世。


  我朋友的爸爸陈共存(K. C. Tan)觉得,英国不喜欢共产主义,所以警戒了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系的陈嘉庚,他自己也成为英国的调查对象。他暂时躲藏在印度尼西亚,断绝跟家人的联系,让Mrs. Tan非常担心。这是我去新加坡以前的事情,我很惊讶在我身边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上的事情。


  2011我在新加坡时,我的英语家庭老师的儿子告诉我,她的妈妈,我的英语家庭老师,即Mrs. Tang也是陈嘉庚的孙女。我最近看她儿子写的《唐家百年回顾》,理解其中的详细的内容。Mrs. Tang的先生叫唐仲孺(Mr. Tang Chung Zu, 福建发音),所以用英语时她叫Mrs. C. Z. Tang, 可是她真正的名字是林美美Lim Betty。她妈妈是陈嘉庚的二女儿陈来好(Tan Lay Ho, 福建发音),她爸爸是陈嘉庚的同行,另一个橡胶财主林义顺Lim Nee Soon, 福建发音)的儿子林忠国Lim Chong Kuo, 福建发音

  Mrs. Tang的先生唐仲孺的家乡在江苏省苏州市平望,他是富农家(大地主)的第十五代后裔。在上海的亲戚邀请他加入亲戚的事业,所以他成为在昆明的分公司的董事长。他的任务是从“腊戌”(缅甸中部掸邦首府)运送援蒋物资。法领印度支那被日本占领后,美国和英国想用缅甸路线,在“仰光”港卸货后,用铁路运到“腊戌”,然后用卡车越过山岭,经由“昆明”到达“重庆”。

  19421月,日军为了断绝援蒋路线侵入英领缅甸,日本主张这是解放英国殖民地的行为。唐仲孺险些丧命尽可能地把东西装在所有的卡车上逃到中国。当时陈嘉庚的儿女和孙子26人从新加坡逃难来到英领缅甸,这26人中,年轻时的Mrs. Tang也在。之后另有7人加入,从26人增加到33人。国民军的空军将校认为他们很重要,让他们坐飞机去昆明,在这里他们等待日军轰炸重庆后,1942年秋天,他们才坐卡车出发去贵阳,之后终于抵达重庆。在重庆时她遇见唐仲孺,他们恋爱了,不久便结婚了。战争结束后,他们暂且住在上海,国共战争激烈后1947年搬到新加坡。

  我没想到我的英语家庭教师Mrs. Tang来自很有名的门第,因为他先生是个南洋商报的记者,她是个学校老师。差不多50年我的想法都是错的。(最近我阅读《唐家百年回顾》后才理解了发生的一切。《唐家百年回顾》用中文写的,很长,A4纸两百页以上。)


  Mrs. Tang的儿子叫做“唐星海Tang Sing Hai”,“星”和“海”表示“星加坡”和“上海”,因为“新加坡”以前叫做“星加坡”。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物理教授,现在退休了。他比我大十岁左右,我去新加坡时经常跟他见面。2011年他带我和太太参观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The Chinese High School,他得意地告诉我们陈嘉庚Tan Kah KeeMrs. Tang的姥爷,这所学校1913年由陈嘉庚创建的。陈嘉庚在厦门出生,他对厦门大学和很多教育机关有着很巨大的贡献。新加坡独立前,新加坡人不是“华人”而是“华侨”,他们的大家族分散去很多地方,并且跟籍贯的亲戚和各地的亲戚保持紧密的联系。现在这种倾向还残留一部分。

  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有“华裔馆”(英语的名字是“中华文化遗产中心”),它展示同乡关系和血缘关系的重要性。我在这所大学任教过几年,每年都在此逗留两个星期,那时参观了。


  1. 日本的责任和日本人的责任

  话归正题。我告诉我朋友,即Mr. K. C. Tan的二儿子,日本军队的样子,他也告诉我他父亲的事情。两件事的共同之处都是日军很残酷。按照书的记载,日军觉得马来人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朋友,因为马来人希望从英国独立,我不知道马来人想不想跟日本人交朋友。华侨害怕日军打自己的耳光,华侨的态度跟印度尼西亚人绝对不一样。华侨厌恶日军,相反印度尼西亚人战争结束后喜欢日本人帮助他们对荷兰进行独立战争。新加坡的华侨是从中国来的人们,会做生意就可以了,对独立没有任何关心。(战争结束后不一样了。)

  李光耀Lee Kuan Yew是新加坡的国父,他看到不但日军战士打新加坡人的耳光,而且日军军官也打日军战士的耳光,觉得粗暴性就是日军军队的制度,这些制度让战士们无意识地服从命令。联合军投降后两三天,市内有很多坏蛋行抢物资,日军枪杀他们,切断脖子,在主要的十字路口和桥上枭首示众,于是坏蛋就没有了。

 (新加坡的情况跟其他殖民地完全不一样。英国人来新加坡时,新加坡人口极少。其他殖民地有很多人通过战争被征服,成为殖民地,不喜欢被他人剥削。新加波人觉得日军是很粗暴的新统治者,害怕日军。)

  看到日军的行为,李光耀的想法有所改变,他觉得严厉惩罚很有效,可是英国式的稳妥的统治不采用严厉惩罚。战争后他开始采用鞭笞,但是医生们监视这种刑罚,欧美国家都批评残酷的鞭笞,可是李光耀不听,现在新加坡人还有鞭笞。此外不管任何原因只要走私毒品绝对被处以死刑。


  日军做的事一目了然,没有任何疑问,博物馆有记录电影和照片等。比如“Old Ford Factory”(以前的福特汽车的工厂)现在是个博物馆,这里是英军代表来日军阵地投降的地方。还有很多书,比如Lee Geok Boi”写的The Syonan Years-Singapore Under Japanese Rule”昭南岛时代-日军占领时的新加坡-》等。如果那样,日军中有战犯(命令的人,执行的人等)是很明了的事。可是战争后的日本国有新宪法,它有什么责任吗?而战争后出生的日本人有什么责任吗?


  现在我理解新国家(日本国)也要接负旧国家(大日本帝国)的责任。日本要解决赔偿问题,缔结和平条约。美国想让日本独立,主导了旧金山和会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所以共产主义国家以外,大部分的国家都参加。赔偿问题大部分都被解决,可是还要跟一些共产主义国家缔约。

 (关于新加坡和马来,英国放弃了赔偿金,所以英国的殖民地也没有要求赔偿的权利。但是新加坡独立后,1967年日新两个国家缔约《血债协定》,日本付29亿日元,马来也同额。国际法上这个钱不是赔偿,而是协助金。我在新加坡时,这个协定还没有。)


  但是什么是“日本人的责任”?即使是一个日本人,没有关系的人为什么也要被指责??在新加坡反日活动激烈时,我要用小孩子的脑子认真考虑战争后出生的人是不是无辜。父母亲觉得让孩子去学校可能会很危险,所以我休了三个月学。(这是他们的想法,但是我的同学们没有什么敌意。)我问父母亲:“日军为什么要做坏事?”

  他们说:“战争前日本错了,可是现在日本是个民主主义国家,不做坏事了。”这个我会相信的。可是对于战争时的行为我不喜欢很多人指责我,我觉得对于我没做过的事情我没有任何责任。孩子的头脑里有了一个想法,这就是我的结论。

   “战争前的日本是集体主义的国家,让人参加敢死队。但是现在的日本有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日本和欧美的社会一样了。法律上的责任属于每个人,所以我没有战争时的责任。当时新加坡像最近的中国,反日情绪很激烈,日本的足球队来新加坡时,新加坡人向日本的球队大声地喊 Bakayaro!”(日语汉字写为馬鹿野郎)意思是“笨蛋”。战争时日军的战士们经常喊 Bakayaro!”,所以新加坡人都还记得。日本的足球队踢得很差,很容易输,看着他们我很伤心。


  我觉得即使日本现在是这样,我父母亲和我也要坚持爱国心。父母告诉我:“日本的经济不好,可是我们要帮助重建战败国的经济,我们要牺牲自己,在国外生活。”当时获得外汇是日本的第一重大课题,所以“三菱商事” “三井物产”等商社,和在日本唯一的外汇银行即“东京银行”要进入国外。这种责任是为了发展日本,所以我要跟父母来到新加坡,被欺负我也要坚持自尊心。

  几十年后再考虑时,我觉得小时候的我没有分清“国家的责任”和“个人的责任”的区别,也没有分清“法律上的责任”和“道义上的责任”的区别。小时候我害怕被很多新加坡人指责,很难忍受这种困境。长大后也一样,如果向指责我的人谢罪,他们如果没有宽恕的意图继续永远指责时,谢罪是没用的,我不能忍受这样的立场。“道义责任”要发自内心,不能勉强谢罪。


  1. 日本人的集体主义

  我很喜欢看东野圭吾(日本著名小说家)的书,可是有一本书我觉得不好,书名是《手纸》(日语“手纸”的意思是“书信” )。一个抢劫杀人犯的家人被世间蔑视迫害,家人不能忍受。这本书说:“家人也有责任,因为他们连带有犯罪的责任。”

  看了这本书,我想起了小时候我已经解决的问题。我觉得这本书的想法完全错误,因为一个人的“家人”或者“同乡人”或者“同国人”所做的事情,这个人没有共同责任,各人只要对自己做的事负责就可以了。但是日本人可能会期待一家人共同负责家人所做的事情,因为封建时代的想法还残存,所以这本书还受到很多人的欢迎。这不是近代化(民主主义、个人主义、法治主义)后的想法。

  日本人不相信个人主义,日本的文化尊重集体主义,我不喜欢,这可能是因为跟我小学5年级回日本时所产生的不好的感受是一样的。我所相信的“个人主义”在日本是行不通的,这在我小时候已知道,但是由于长年收藏在心中,这也许就是会忘记的理由。


  1. 回国时,我有不相容的感觉

  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妈妈、哥哥和我,我们三个人回日本。爸爸之后还要留在新加坡5年。爸爸和妈妈五年间只能见两次面,因为当时日本外汇紧缺,机票很贵。当时我们也不能用国际电话,因为通话费非常贵。我们每个月通过写信联系。当时公定外汇牌价是:一美元为三百六十日元,可是在新加坡的黑市交易率为一美元为七百日元。


  我们要回日本来,因为我哥哥已过了上初中一年级的年龄,新加坡没有日本人学校,如果继续留在新加坡的话,上日本的大学很难。当时日本的文部省派一位男老师来新加坡,他星期六下午来教小学生,可是他只有两节课,一节为低年级(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的课,另一节是为高年级(从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的课。我们觉得这个补课聊胜于无,但是完全不够。

  回国前,银行的人事部对我们说:“在关东地区(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银行的职工宿舍不够,关西地区(包括大阪府、京都府、兵库县等)和宫城县有宿舍,那里怎么样?”我家人以前住在神户市,所以选择兵库县。但是之后我也不会说这个地方的方言,因为我觉得住在兵库县只是一时的借住,没有必要学。


  我父母亲觉得哥哥和我要受日本式的教育,所以他们来新加坡时,用船邮去满满一书架的日语书。他们教我和哥哥汉字等,爸爸担任算术和一些理科,妈妈担任日语和一些社会科。我觉得学习汉字很难,因为在日本时我还很小,学习一些经常看不到的语言很难。我会看很多用日语写的书,可是我不会自己写汉字。当时很多在国外的日本人的孩子们日语写得都不好,回国后不能上日本的学校。大家觉得这种人的日语有点儿奇怪,他们不知道日本人所知道的事情,他们就是“奇怪的日本人”。日本社会对人们的多样性没有宽容的态度。

  我在新加坡时,问我妈妈:“寒冷的冬天是几月?”妈妈很生气地说:“你瞎说些什么呢。”我告诉她我已经想不起来在日本时的很多事情了,因为我当时很小,而新加坡是个常夏之岛,没有四季。妈妈理解我的情况后,告诉我:“正月很寒冷,你出生的二月更加寒冷,冬天是十二月到二月。”我哥哥比我大两岁,已经知道日本的很多事情,所以他是比我正常的日本人。

  回国时我期待日本人会欢迎我,即使他们不知道我在新加坡有很多么辛苦。我在日本的学校只上过一年学,所以关于日本的学校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的服饰、行动、发言等都和在新加坡时一样。暑假结束后的第一天,妈妈带我去小学,向一个人(也许是校长?)表示敬意后,我一个人就跟着老师去教室了。(在日本学校四月开学。)

  看到了我的发型,我的同学们都捧腹大笑。我的发型跟爸爸一样三七分,用发蜡梳拢(爸爸给我 “丹顶TIQUE”,即当时很有名的日本牌子)。他们觉得我的书包也很奇怪。我很吃惊,感到害羞,因为在新加坡时是很好的事情,而在日本却不行。我的书包是新加坡的一般书包,即公文包型的皮包,包上用金字写着KOJI AIBA”。我不理解为什么不行,可是我知道我要用日式的双背带书包,或者日式的学校手提包。

  其后,我理解了在日本大家要一样。回家时我差点儿哭,对妈妈说:“我要去理个发,我想用哥哥的日式双背带书包。”第二天我的头发跟同学们一样,我用双背带书包。我乔装得像日本的小学生,但是心里我觉得我不是日本人,好像外星人乔装成为地球人。


  我在新加坡时,感到很意外,为什么华侨印度人、马来人、以及其他人,他们的语言都不一样,宗教也不一样,文化也不一样,但是他们能一起平静地生活(偶尔有对立,可是很少)。他们觉得即使不一样也要友好地交流,对人们的多样性有着宽容的态度。我不理解为什么在日本大家都要成为一样的。

 (以下第一张照片是日式发型,背双背带书包的我,这是去新加坡前照的。我是二儿子,所以父母不给我买贵的双背带书包,我用布制手提包去世田谷区立赤堤小学校。拍照时他们让我背哥哥的书包,我没想到5年后继续使用了哥哥的旧书包。第二张照片是在新加坡时照的全家福,我们完全跟当地的华侨一样。©Koji Aiba








  之后我了解了日本的学校,可是辛苦的是,在日本“现在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大家不用说一句话也完全能理解,一起行动。比如在教室里不要随便向老师问问题,即使你不理解也要协助老师讲课。如果一个人做跟大家不一样的事,大家都会不喜欢他的。

  我问自己:“我热爱的日本真的是这样的吗?”我非常失望,因为我觉得,包括老师们,日本人都不知道外面世界的事情。我劝我自己:“住在日本的时候,我要隐藏我知道的各种事情,我不能说我自己的意见。”之后我又问自己:“为了能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我要提高我的成绩吗?上大学后,我就能够说出我的意见了吗?”等。无论我试了多少次,每次我都觉得别人都不理解我的话,也不想听我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跟日本人的集体主义有关系。日本人没有觉察到集体中有规定,可是他们理解这些规定,大家要按照这些规定来发言行动。比如“不要让家人犯罪!”(大道理=发言的规定),相反“你要隐藏家中的犯人,要庇护他!”(真心的规定)

  我不太理解这种双重标准,可是我觉得我要经常看其他人做什么,说什么,然后我要做一样的事情。这是为了乔装成日本人所必要的事。大学时我看了很多关于日本人本质的书,比如山本七平(日本的著名作者)的书等,可是对这个问题还是很难理解。我只理解日本人的集体有“空气”(通过这个“空气”,集体内的人都会感觉到其他人的想法)。


  长大后我看了一本书(日本的经营者和小说作者,安土敏,《开给日本的工薪人员的药方》,实业出版社,1992年),我很理解这本书所写的内容,说得很对,书上记载:“日本的经营管理缺乏用正确的发言。如果你不能说出真心话,你用间接的表现,绕远地让对方理解你的真心。如果你用直接正确的表现,你偏离了大道理,大家虽然听得懂你说的,却觉得这样不太合适。

  日本是个“高境界社会”(人们共有很多信息的社会),所以人们理解间接绕道的表现,即使不说出真心但其他人也能理解你的真心。人们共有很多信息的时候,寻求沟通很容易,这个社会叫做高境界社会,大家互相间配合得天衣无缝的社会。黑社会老大“抬一下下巴”就是“杀他”的意思。相反在低境界社会共有的信息极少,所以寻求沟通都要用语言正确地传达。

  日本公司经常缺乏彻底的讨论,因为“空气”传达了人们的立场和意图。“空气”就是“无言的常识”或者“集体的压力”。后来我会感觉“空气”了,但是真正的我是有异议的,为什么要服从空气?


  1. 以后的我

  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回到日本,当时我的成绩是班中倒数第二。入学的第一天我用拉丁字母做笔记,因为不习惯用汉字和平假名写,我成绩不好也没有疑问。我上了公立的初中高中后,我的成绩逐渐提高,我能去东京的学校上大学了。

  找工作时我应聘银行的工作,可是很多银行都回绝了我。也许是面试时我说了不对的话吧?或者他们看透了我跟其他日本人有点儿不一样吧?


  当时在日本最大的银行问我:“你觉得我们银行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回答道:“贵行规模很大,可是最重要的是提高利润,现在的利润还不够。”结果我没有合格。规模第二大的银行问我:“你觉得我们银行可能会成为最大的银行吗?”我回答说:“我觉得如果不跟其他银行合并,成为最大银行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这并不重要,在银行界,现在贵行的盈利是最多的,利益无疑比规模更重要。”他们不喜欢我的回答。当时我不理解他们期待什么样的回答。

  终于我被一家银行录用了,我开始理解了当时的银行文化。没有人想听真正的事情,他们只想听好听的话。这家银行问我,为什么其他“大银行”不录用我,我避开直率的回答,说:“您可以想象,有很多事由。”他们理解我不想说大银行得要求比他家银行要高,让他们失去面子,于是他们改变了话题,我幸运地被录用了。这一年由于石油冲击,大多数企业的录用人数减少到前年的一半。说起银行界,听说财阀系的A银行录用的人都有亲属关系,当时A银行的人事部的人问我:“你父亲在东京银行工作,为什么你不去东京银行呢?”我回答:“东京银行不让职工的孩子进入自己的银行。”他们无言以对。

  工作几年后,银行决定派我去美国的商学院学习。我不知道美国式的商学院是怎么样的学校,我不知道在这里我能期待到什么。结果,简而言之,我再度发现了“很大很多样的世界”,这是我小时候看到的五彩缤纷的大世界。


  在美国学习后,我认为,即使我不能好好适应日本的社会,如果我再次坚信以前的个人主义,我就能找到我可以适应,可以取得成果的地方。从前的我不是真实的,今后我能说我的真心话,我要坚持我的想法,以后我选择我真正希望的人生,从美国归国后,我要向银行报恩,我要传达美国金融自由化产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等等。但是回国后银行对我没有这样的期待,我没有机会用学到的知识帮助银行的业务,我的工作也跟留学时学的没有什么关系,我对我的未来很失望。这家银行希望我做什么?我在这家银行没有未来吗?当时我有疑问:“银行希望我做什么?我有自己想做的事,我可以继续无视自己的意愿吗?” 我担心我的将来,所以我辞职了。

  我拒绝让别人决定我的将来。分行的行长跟我不投缘,他对我说:“你学习的东西,在日本没有用,你要忘记你学过的外国式做法。”我告诉他我想辞职时,他说“你真傻,如果你听我的话,你可能会成为行长,能赚到一年一千万日元以上。如果你进入很小很小的外国公司的话,很容易被开除。”他觉得我的新公司不会在日本成功的。

  我觉得这个组织不能理解我想说什么,在这家银行我不能成功,我应该放弃这份工作,因为在这里我以往的努力都白费了,我要放弃日本公司的文化,我要忘记日本大企业的常识。

我想进入的这家国际咨询公司的日本分公司很小,即使现在没有什么名气,将来可能会大有名气的。我辞掉银行的工作后,我以为将来我没有机会在日本的大公司再工作,因为日本的大公司只录用刚毕业的学生们。当时我觉得我只有单程车票。

  我太太二十岁时跟我结婚,之后一起去美国学习,她跟从小在外国生活的孩子一样,她对外资企业很有期待,没并不担心。


  之后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改了数次行,日本的社会也逐渐改变了。日本的大公司开始中途录用,竟然也开始录用社外董事了。我以为我放弃了日本公司的文化,但是日本的公司现在逐渐近似于西洋的公司。日本的商务社会欧美的商务社会之间的隔阂不深,可是两个社会间的距离比较远。如果你想渡过这个隔阂,你不用担心生命的危险,可是要做好精神上的准备。


  现在我很开心,因为我已不是小时候回到日本感觉不自由的那个人了。当时我觉得我只是笼中之鸟,而现在无论我说什么,无论我做什么,都是我自己的意志,不是集体让我服从的意志。我用自己的两条腿站着,觉得很幸福。很多年过去了,我经常会忘记战争的事情,但我能好好地生活着。我觉得我已经写完了关于战争的事情,所以我想停笔。我很希望很多年轻人看这本书,理解战争是什么,理解以前战争中的人们想些什么。

(完)


补记

  虽然平时我已经忘记战争的事情,但是偶尔也会想起“战争很重要”。19898月我的咨询公司派我去德国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工作一年。我去慕尼黑(Munich)事务所出差时,工作结束后,我很想去看附近的达豪(Dachau)集中营,这是十二所集中营中的一所,于是我一个人去了。我很吃惊这所集中营竟然这么巨大,残酷度也很大。我初次知道不只是犹太人,连天主教的神父也在这里被迫害了。现在的德国人也许不喜欢以前的德国人所做的事情,但是他们敢维持这样的记念馆,是因为他们觉得国家不能忘记过去的事情。我赞美德国人,尊敬德国人,可是我不知道一般的德国人觉得怎么样。出发时,我告诉办公室的秘书们:“我想去看达濠集中营。”她们很吃惊,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们会吃惊,可是我能想像,是否这段历史给她们带来了不愉快,她们可能会有疑问:“日本人为什么对德国的集中营感兴趣呢?”

  这年西德国和东德国决定东西统一,所以从统一的半年前开始,两个国家的人们可以越过国境了。我家四口人(我,太太和两个孩子)在西德国自驾旅游时,我们靠近了东西国境。我的好奇心对我说:“这是看东德国的很好的机会,会很有意思。”所以我开车越过了国境,国境还在,可是盘查只是形式,我们没有签证也可以入境。(我知道东德国和西德国的人不用签证,外国人要签证,可是国境线上的东德国的监察官员不说一句话,让我的汽车越过了国境。也许他不理解我说的英语,或者他没有干劲,我很理解因为我觉得他的工作很快就没有了。国境有两三百米左右的地雷区,我觉得这是战争的遗产。进入东德国后我开车开了一个小时还没看到加油站或者餐厅,没有市场和商业气息。大部分的马路都是石板路,我很吃惊。我开始问自己:“我们饿的时候怎么办?我的汽车没有汽油的话怎么办?东德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也许它是个很不方便,商业不发达的国家吧?”

  这年我去西柏林出差,坐出租车时,驾驶员对我说:“我很害怕去东柏林,不想去。”他害怕东柏林,因为很多西柏林的人被东德国强行拉走了。我又找了一个年轻驾驶员,他觉得没有问题,愿意送我去东柏林的美术馆。

  去瑞典出差时,我利用空余时间参观了陆军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瑞典坚持中立的立场。但当东边的芬兰和西边的挪威被德国占领后,继续保持中立很难。可是瑞典跟德国交涉,开始出口很多资源。如果德国可以使用瑞典的资源,就没有理由侵略,但是帮助进行战争的两个国家的其中一方是在国际法上违法的,所以瑞典用别的方法也帮助了英国。

  之后在瑞士的时候,我知道另一个中立国瑞士也有对战争的各种准备,他们的军事设备在山脉的隧道里,如果纳粹侵略瑞士的话,他们绝对让水坝决口,国土将淹没于水中,德军不能进入,进行侵略,对于德国来说,瑞士没有用了。看到瑞典和瑞士两个国家,我们知道“不武装的中立”只是个幻想。

  我想起来另一个战争的事情。我妈妈的表妹小时候跟他家人移民到巴西。战争开始后他不能受到日语教育,因为日语是敌国的语言。他来日本时说的日语特别好,可是不会看、不会写日语了。我送她圣诞贺卡时,她的先生用日语写祝词,他先生去世后,我开始收葡萄牙语的贺卡。战争结束后,在巴西的日本人分为两派,“赢组”和“输组”。赢组说日本不可能输,是日本胜了。输组却说很遗憾,但是现实就是日本输了。我觉得我妈妈的表妹全家属于输组,因为他们受过很好的教育。


后记

  在很长时间里,我都觉得在新加坡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在南京发生,可是南京事件的规模比听说的小。我2011年开始学习中文,中文是我小时候在新加坡放弃的作业。学习语言要同时学习文化、社会、历史等,我看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这些努力完全改变了我的历史观。为了了解中国是个怎么样的国家,我看了很多书,我发现在新加坡的事情跟在南京发生的事情不一样。太平洋战争开始前,在南京的日军不想刺激欧美国家,所以没有理由杀很多无辜的人。国民党和共产党可能会比日军更残忍,因为中华文化常有这样的事情。之后我的关心转移到美国、朝鲜和台湾等国家上。


  看了很多书,我觉得我理解了近代历史上在东亚发生了什么。我的想法跟一般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很多书写到我所认为的事情。以前我不知道这些事,因为我学习历史的时间很早,当时没有那么多信息。苏联崩溃后,很多苏联的绝密文件被公开了。苏联消失后,美国可以公开苏联的间谍的通信。以前美国要隐藏能译解苏联密码的事情,之后美国也公开很多绝密文件,因为历史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了。很多人研究这些信息,发现了很多事情在历史课本上却没有写到。我认为我应该负责公开我的历史观,所以我写了以下三本书:


丛书《课本不记载的历史》

  1. 通过第二次大战,美国错改了历史

  2. 中国有过非常悲惨的历史,现在的目标是掌握世界霸权

  3. 日本帮助了朝鲜和台湾的近代化,及其后

  我还未翻译这三本书。我想翻译成英文后,再翻译成中文。


相叶宏二, © ︎Koji Aiba, 2017, 2018

20188


  谢谢大家!如果您能看懂用日文写的书,请去amazon.co.jp,检索“相葉宏二”及我的书。


作者简历

  1954年生于在日本兵库县神户市,曾住在东京,1961年到1964年移居于新加坡。(首先新加坡为英国的自治领,1963年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我回国后,1965年新加坡独立了。)我小学五年级时回日本,就读于兵库县芦屋市岩园小学校(日语校名。很偶然,现在的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是比我高一年级的小学校友),山手初中毕业后,就读于兵库县神户高中(1960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反对示威运动时,去世的樺美智子和我就读于是我同一初中、高中、及大学。)198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获MBA学位)。

  太阳神户银行(现在的三井住友银行)任职后,工作于波士顿咨询公司(1982年到1993年)。经历了东京事务所及堵塞尔多夫事务所(1989年到1990年,就是东西德国统一的那年)的任职,成为美国总社董事及东京事务所的副总裁(副总裁只是很多共同经营者之一。现在的名称为“共同经营者及常务董事。”)其后转行,开始在大阪国际大学任副教授,然后任教授。2002年在早稲田大学经营管理研究科任教授。

  作者的爷爷战争前在满洲铁道工作(籍贯是日本宫崎县都城市)。父亲出生于满洲新京市(现在的沈阳),毕业于大连高等商业学校。在横滨正金银行大连分行任职后,在青岛加入日本海军。他坐日本的轰炸机“彗星”,参加敢死攻击,幸而存活。姥爷在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工作。母亲工作在横滨正金银行时,遭遇原子弹轰炸,幸而存活。战争结束后,父亲和母亲在东京银行长崎分行相识。


社会活动:

1. 股份公司Aplix、社外监事、20062007

2. 股份公司 西友、社外董事 及 监查委员会委员长、20072008年(沃尔玛持有西友50.1%股份的时候,试图购买西友的剩余股份,进行投标报价。我为了西友的少数股东,参加独立委员会,任委员长,让投资银行验证收购价格,与沃尔玛进行加价交涉。)

3. 日本CFO协会理事,20002015年;顾问,20152017年。

4. 股份公司 得爱(Dream Incubator),社外监事,20062011年;社外董事,20112014年;社外监事,20142016年。


著书:(大部分是日语书,不并未翻译。)

1. 『ヴァリューポートフォリオ戦略―「企業価値」リストラへの挑戦』プレジデント社、1993

2. 『日本企業変革の手法―すべては「タコツボ」の破壊から始まる』プレジデント社、1995

3. 『透析企業價組合策略』(1. の「ヴァリューポートフォリオ戦略」の中国語訳)、遠流(台湾の出版社)、1997

4. 『ビジネスゲームで学ぶMBAの経営―経営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ゲーム「LAUNCH」活用法』日本経済新聞社、1999

5. MBA経営戦略』ダイアモンド社(グロービス旧版)、1999

6. Q&AでわかるMBA実践ビジネス問題集―MBA経営学を学ぶための初めての問題集』日本経済新聞社、2000

7. Q&AでわかるMBAのビジネスルール―MBA経営学を学ぶための基本常識』日本経済新聞社、2001

8. 『ビジネスゲームで学ぶMBAの経営―経営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ゲーム「BizLAUNCH」活用法』日本経済新聞社、2002

9. 『プロが教える問題解決と戦略スキル』日経ビジネス人文庫、2003

10. 『社長になる人のための経営問題集』日経ビジネス人文庫、2004

11. MBA식 문제해결노트 Q and A 30(「QAでわかるMBA実践ビジネス問題集」の韓国語訳)비즈니스맵(韓国の出版社)2006

12. 『グロービスMBA事業戦略』ダイアモンド社、2013

13. 『シリーズ:教科書に書けない歴史 (1)第二次大戦で歴史を作り間違えたアメリカ』キンドル本、2017

14. 『シリーズ:教科書に書けない歴史 (2)悲惨な歴史を逆転し覇権を目指す中国』キンドル本、2017

15. 『シリーズ:教科書に書けない歴史 (3)日本が近代化を助けた朝鮮と台湾、とその後』キンドル本、2017

16. 『教科書に書けない歴史(東南アジア編) 日本の戦争と東南アジア各国の歴史』キンドル本、2018

17. 『教科書に書けない歴史 番外編 戦争伝聞記-母の原爆と父の特攻と僕- キンドル本、2018

(下图为著书131415。这本书现在只有日语版,将来可能有英语版,然后中文版可能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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